康德的理性地位与自由"实在"论

人的"存在"过程一定是一个行为的过程,即"实践"的过程,这样的过程不仅提供了人的存在与自然存在的区分,而且提供了两者联系和统一的必然条件.人作为理性的存在和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道德主体,其本身就具有以自身为目的的纯粹意愿和自由.自由的理念将自然的人引向了自身作为智性的存在,从而呈现出人作为"存在"的真正意义.自由或自由意志所提供的是关于纯粹原则的本体理念,自由的原则或道德律不仅是纯粹的,而且是"实在"的,它一定要通过实践的理性体现在人的行为中,从而使得理性规定的纯粹性和决定性成为某种"客观"的存在.只有人"存在"的过程才能通过实践的理性将纯粹理性王国的真实引领到自然的过程中.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精神"的世界史

黑格尔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大师.他构筑了一个哲学的世界史体系.这是一个"精神"的世界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以"人是否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在什么程度上人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为主线,探讨了世界史的发展历程.他的历史哲学的意义不在于所构筑的世界体系本身,而在于他强调人的认识主体的作用,强调人的认识能力是可以随着变化了的形势而不断提升的.他的这一思想对以后的历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教育的本质在于人性的自我迁化——荀子"化性起伪"说正义

荀子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色,它强调人自身潜能的挖掘和发挥的重要性,教育的目的是道德人格的培养和提升.教育是一个自我迁化的过程,是自觉的过程,荀子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化性起伪".荀子重视后天的修为和创造,并特别重视礼乐教化,他以合理的礼乐作为人道原则,以礼乐教化作为化性起伪的基本途径.荀子的教育思想对我们如今所提倡的素质教育很具有借鉴意义.     

论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以G.A.科恩的意见为线索

G.A.科恩曾对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视角给予极大肯定,他认为,森倡导的把人们的关注点从商品及效用转到个人状况上,是对平等问题之当代反思的一大革命式飞跃。同时,科恩又认为可行能力不足以描述个人状况,应以“midfare”代替之。如果从可行能力与功能性活动的概念、可行能力与个人福利的关系、自由的多层面、可行能力的优缺点四个维度对可行能力进行再审视会发现：科恩提出的midfare概念与森提出的功能性活动概念相对应,而不与可行能力概念相对应;不仅是功能性活动,可行能力也与个人福利密切相关;可行能力并不是一个完全主动性的、具有竞技特征的概念,他人的选择、公众的行动、公共政策的影响等都会使人们的可行能力得到增强或削弱;midfare不具备可行能力的优势,也无法弥补可行能力所具有的不足。因此,科恩提出的应以midfare代替可行能力的意见,源于他对可行能力的误解。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文化产品供给的不均衡——基于可行能力的考察

文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内核,文化产品则是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文化产品的供给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内在价值基础.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自主供给是当前我国农村文化产品的主要供给方式.但这三种供给方式都难以完全满足农村地区旺盛的文化需求,城乡文化产品的供给存在差距,造成城乡文化产品供给的不均衡状况.被称为"经济学良心"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的阿马蒂亚·森构建了以"可行能力"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全面论述发展问题.文章尝试以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为视角分析文化产品的供给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状况不利于农民可行能力的增长和农村的发展,也没有实现对农民的"平等对待".因此,文化产品供给的不均衡状况应该得到重视和改善,政府、市场与社会形成政府主导、市场配置和社会参与的多元协作供给模式,强化农村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供给体系,切实保障城乡居民享有获取文化产品的机会公平;增强多元化文化产品的供给,扩展农民文化产品的选择自由;实现资源下沉,提升农民自身的主体性能力.     

拒绝"京派"小说的理由

"京派"小说家通过拒绝"真实"和美化"苦难"的叙事原则否定与置换了"家"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强调和突出了"道德".实质是对现代文明的有意对抗和背离及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和回归.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相当的反人道主义,完全放弃了"五四"文学的主题和灵魂.     

中西道德责任观比较研究

西方伦理学把责任和自由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强调责任从自由而来.而中国盛行所谓"先义后利",强调道义上的责任,至于责任从哪里来,是没有现实根据和理由的;西方伦理学认为,真正的责任首先体现为对自己的自由或自由的自己负责.而中国伦理学认为,责任首先应该指向群体,因为群体才是最真实的;西方人认为,作为道德主体,人应当毫不犹豫地承担自己行为的一切责任.而中国传统儒学认为,由于缺乏自由,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个体也就不能勇敢地去承担责任.     

从《庄子》之"野"看儒道互补

<庄子>之"野"与形上道体相联结,它或隐喻万物的自由之性,或隐喻道乡、道域的自由之境,而归根结底落脚于"自由".先秦儒家或"以礼论野",或"以仁义论野",其"野"归根结底落脚于"规范".庄子之"野"与先秦儒家之"野"的差异实际上揭示了儒、道哲学的整体差异.因此,庄子之"野"不仅是理解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在客观上成为透视儒、道哲学分途、互补的一个重要视角.就后者而言,它所揭示的自由与规范之间的矛盾还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可行能力”与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

“可行能力”是一个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经济学范畴。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可行能力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官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缺乏“可行能力”，难以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西部民族地区的个人可行能力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利益表达、经济参与和社会机会，以此来考察西部民族地区的个人可行能力的状况。     

论"人的自然化"与审美

"人的自然化"本来是人类实践的双向对象化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但是以前的实践美学只注意了"自然的人化"而忽视了"人的自然化".所谓"人的自然化"就是指在社会实践之中人真正将一切自然物种的尺度(规律)内化为自己内在的尺度,从而回归自然并且按照自然的规律对待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人的自然化"就是"人的人化",亦即人成为真正的人--自由的人,可以与自然发生审美关系的人.关注"人的自然化"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新实践美学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统一起来,可以和谐、自由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生态平衡,建立和谐社会,使人类走上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自由之路.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