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史语所与现代中国史学潮流的离合

20世纪上半期是西方史学从兰克式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夕,与此同时,中国史学也正面临着一场深刻变革,新史学与新汉学的消长起伏构成此时的一道重要景观。新史学以社会史、民众史为主体,以社会科学为辅助方法,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潮、唯物史观派史学以及后来的会通史学都是这一范式的代表;植根乾嘉、外接西学的新汉学则重客观实证,以史料为中心,以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为主体。新史学与年鉴派不谋而合,代表着一种富含生机的新潮流;新汉学与兰克史学同调,绝非现代新潮。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揭橥科学的大旗,反对发扬国学、汉学,但在学术路向上,它侧重史料搜考,传导实证学风,实质上仍归属新汉学的谱系。由于知识背景、门户之见和派系利益诸方面的原因,以致史语所最终与现代史学的新潮流失之交臂。     

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型,多种"新史学"次第登场,旧传统崩塌,新传统难以确立,以致当前的中国史学在理念、结构、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式乃至表述形式等方面,均打上了深重的外来印记。中国史家越来越离不开欧美史学的模式及启发,同时也感受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政治和学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史家纷纷设想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冲破欧美史学的笼罩。然则要在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得不继续借用来自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必须取得能为欧美史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这一悖论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     

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型,多种"新史学"次第登场,旧传统崩塌,新传统难以确立,以致当前的中国史学在理念、结构、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式乃至表述形式等方面,均打上了深重的外来印记。中国史家越来越离不开欧美史学的模式及启发,同时也感受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政治和学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史家纷纷设想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冲破欧美史学的笼罩。然则要在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得不继续借用来自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必须取得能为欧美史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这一悖论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     

陈寅恪“预流”说辨析

陈寅恪的"预流"说是在西方汉学的直接诱导下形成的。陈氏以西方汉学为标尺,将寄身于西方汉学的敦煌学奉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预流"说固然指示了学术演进的某种法则或通例,但在史学发展中新旧史料、问题与史料的关系上,却也不免片面和失察之处。敦煌学虽蔚为一时之显学,但就整个世界汉学的发展趋势而言,并不足以代表时代学术新潮。1930年代以后,陈寅恪本人已对"预流"说有所匡正和超越,今人也不宜过分拘泥其说。     

史境求证:中国艺术史建构的基础

中国艺术史学的研究与建构需要大量而充足的史料(作品、文献),所使用的"史料"必须是真实可信的。历史上有不少伪造文献和伪作,给史学的研究与建构带来了干扰和难度。无论是何种专门史的建构,都需要对所使用的"史料"进行甄别和鉴定。中国艺术史学的建构同样如此。"史境求证"是研究与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的一项基本工作。"史境"这一概念,包含了历史文化与社会环境、历史政治与经济环境和历史文化交流环境等,即强调历史中各种环境之综合。史境与史料(作品、文献)直接发生联系,没有脱离"史境"的"史料",也没有无"史料"的"史境"。故此在"史境"中考证史料的真实性和解读其各种含义,史料才是有效与有价值的。"史境求证"是建构中国艺术史的一个有效的基本工作。     

清代官方史学与西学——兼谈西学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影响程度

随着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独立发展的清代官方史学开始直接与西方文化遭遇,并由此开始了与西学拒斥和融合的过程.从思想层面看,官方史学坚持"西学中源说"和"华夏中心观",对西学中的思想观念采取了拒斥的态度.从方法层面上看,官方史学又能积极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治史方法,大量用之于官方史书的修纂,取得了很大成就.官方史学这种接受西学的"用",摒弃其意义价值的做法,与清代帝王"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西学观完全一致.道咸以前,西学并未影响到包括官方史学和私家史学在内的清代学术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道咸以后,私家史学在西学影响下撰写了大批有真知灼见的史学著作,显示出史学发展的新趋势,而官方史学依然故我,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不足,遂为时代所遗弃.     

杨慎史学批评研究

杨慎是明代一位有着浓厚批评意识的学者。杨慎的史学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史记》《汉书》的史学审美、对宋代史学的有意求瑕及基于史料价值和史书编纂方面对其他史著的批评。其史学批评呈现如此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明代中叶的《史记》《汉书》研习风激发杨慎对《史记》《汉书》的批评;其治学理路崇汉学而抑宋学,引发杨慎对宋代史学的苛责;其博学的治学视野促成杨慎对史料价值的多元审视及对史著编纂者资质的求善求全。     

中国现代史学主潮论纲

:左右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方向的主要有三大史学思潮 ,即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相对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独霸史坛 ,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在三四十年代曾盛兴一时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三十年代以后 ,尤其是四十年代逐渐成为主导潮流。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特点主要是强调客观 ,排斥主观 ;重视史料 ,忽视理论 ;主张求真 ,不问致用。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史学的主观性 ,重视理论的探讨和史观的重建 ,倡导史学的实用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以唯物史观的指导建立历史科学 ,主张理论和史料相结合 ,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三大史学思潮并不是壁垒森严的绝对对立物 ,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汇通与融合的特点和趋势     

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史学界长期用“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语来概括他的全部史学理论，并且认为他的史学方法就是处理史料的考据方法。实际上傅斯年没有把史学同史料学等同起来，他的史学思想具有广泛的史学理论内容和丰富而实用的史学方法体系     

陈寅恪治史方法中的西方史学理论背景

陈寅恪先生早年赴海外求学时期即师从兰曼、吕德斯等西方史学大家,他回国后所撰写的多部著作里面虽很少明确提及西方史学理论,但其中却蕴涵着西方史学理论之精华。文章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评述陈先生治史中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运用,同时也力图揭示其史学中的西学渊源与传承。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的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其因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和深入,以及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关注。而其研究的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中西史学的异趣问题,主要包括中西史学的起源及其精神异同、中西史学的进程和史学家的学术侧重点等方面;二是有关西史东渐的过程和细节,以及输入之后中国学者对其的接受和发展,可以分为整体性研究,即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及其在中国的回响作整体性、全盘性的论述和专题性研究,即探讨诸如文化史学、实证主义和心理史学等流派的传入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三是有关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的现代化问题。     

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     

关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写在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出版之际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先贤李大钊为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60年代前期是它的奠立时期,至中国新时期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创新,当下必须重新认识它的重要性,即它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注重史学思想、并重历史观与史学观、关注西方史学史之史、重视中西史学交流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等项,是本文作者近年来思考或正在付诸实践的建设路径。在这行进过程中,当然需要唯物史观的指引,反之唯物史观也应充分汲取西方史学的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在互动与回应中实现各自的发展。     

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西周末期,中国的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制度化地记录史事,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勃兴,编纂水平超过官方。历经秦与西汉,官方史学呈现衰微和停滞,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私修史的巨大跨越,而且有将史学发展拉向突出个性精神、离开先秦以来传统路径的倾向。但东汉明帝支持班固撰修《汉书》的同时,倡修《东观汉记》,开创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的局面,将史学重新拖回依附朝廷政治的方向。东汉对私修史引导而不堵塞,构建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新格局,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促成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其历史文化魅力,导致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仿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先导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传承问题。全文主要阐述三个问题:1.从历史学角度开掘马克思的史学遗产;2.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奠立及其传播过程,选取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例证,旨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承,需要总结、重评与深化;3.从二战后勃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取向,揭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代回应。     

近十年清代史学史研究的特色

清代史学处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终结时期,深入研究、把握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史学,对于认知和建构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近十年来,学术界在清代史学史领域里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成绩斐然,成果突出。具体表现在对清代史家个案研究全面化、对清代史学历程的总体和分期研究、对清代史学流派研究的深入、清代民族史学研究的初步开展四方面。     

历史与历史学新理解论纲

历史是现在以前(人类社会)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一秒钟以前的也是历史。历史的二重属性为客观实在性与可知性,前者为根本属性。历史的结局和影响可以改变和补救。历史学是研究现在以前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的一门人文科学。史学认识主体的独创性思维即能动地"反映"历史,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都不能全面地概括历史与历史认识的关系,因而都不能说是完整的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主体在把握住大背景的前提下进行独创性思维,是历史研究的成果尽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正确途径和方法。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差异的关键不在于能否证伪,而在于研究过程中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决定的史学认识主体独创性思维的发挥特点、程度的不同。史学家应该也必须关注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史学家应该也必须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21世纪历史学的使命是变历史学家们的历史学为大众的历史学。     

史学史三题

本文讨论中国史学史的三个向来有争议的旧题:中国传统史学与中世纪统治学说的相关度;所谓经史致用式的道德反思命题,与中世纪主流史学的相关度;倘若从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之一的角度,它本身在中国的历史进程,怎么写,写什么,才算较为近似地映照中国史学已经消逝和尚未终结的整体面貌.旧话重提,无非为了自己NB341清问题,期使中国史学史的讲授或撰述,不再陈陈相因.     

民国时期史学革命对美术史研究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史学革命运动对当时的美术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传统美术史学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对民国时期史学革命三个不同阶段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对美术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加以论述,包括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疑古思潮的影响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美术史写作的影响等。     

近代报刊与史学近代化

有关历史学内容的报刊的出现,既是史学近代化的产物,又促进了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近代报刊为新史学产生、发生提供了平台,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近代报刊,就不可能产生近代新史学。近代报刊促进了史学理论更新,成为学术争鸣、争论与交锋的阵地。在这一过程中,近代史学学科产生,锻炼与培育了新型的史学人才,产生了有影响的史学大师;形成了不同学术旨趣的史学流派和史学思潮。近代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1世纪,信息化对报刊的形态、发展提出新课题。应当从振兴民族大业、学术创新,从时代性、民族性的要求,思考报刊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