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动员、社会响应与农村环境治理差异化——基于粤西M市的调研分析

农村环境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其治理成效不仅反映各级地方政府能否“有所作为”,也影响新一轮的乡村建设行动。基于粤西M市部分乡镇调研发现:差异化的政府动员策略所获取的社会响应程度不同,并直接影响农村环境治理成效。基层政府通过“硬动员”来塑造刚性治理的权威性,但由于基层群众的“弱响应”而导致环境政策执行陷入“梗阻”困境。虽然通过“软动员”的柔性治理方式能提升基层群众参治意愿,但却因其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强弱趋中响应”而导致环境政策“悬浮化”。因此,应通过“软硬兼施动员”,既依托行政权威推动环境政策走向底层实践,也要加强政策宣传和人情游说,使基层群众“强响应”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全过程,进而实现农村环境的治理有效。     

行政耦合、新型关系网络及其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

作为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策略定制,“行政耦合”是指政府或政府行为通过一系列途径实现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有效融合,从而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的政策工具。这种工具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运作主体多元化、服务导向、协同合作的运作特征。本文以贵州省新民镇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案例样本,分析基层政府“行政耦合”所形成的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这种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是政府体制吸纳与乡村社会政治参与的均衡演进的结果,二者的交互作用促进和强化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展现了其各自的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沁润式”发展所产生的深层矛盾和风险进行反思,以期为乡村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参考。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风险及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生产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是各种风险的频发地和聚集地。在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过程中,居民生存发展、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权力运行、财务运行、突发性公共事件等都给广大社会居民带来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制约着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影响基层社会和谐与基层政权稳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经济发展统辖社会治理的理念、“应付”治理思维逻辑与事权下放和财权收紧的制度设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与特殊性社会生产要素的运行制度、强化治理理念与外强中干的基层政权运转制度是农村社区多重风险并存的重要原因,深层次原因体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偏差的“理念—制度”治理逻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保持基层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善治目标,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重构现代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有效规避农村社区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党政统合治理何以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基于陕南Z县的实证考察

乡村治理有效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乡村处于国家行政权力与基层自治权力的结合部,决定了乡村治理在实践中呈现为一种超越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超常规治理方式。基于陕南Z县党建引领“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实践案例,本文从党政互动与组织协同、任务发包与压力下沉、力量动员与资源整合等维度构建党政统合治理的分析框架。通过强化党委和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统合关系,运用领导小组机制、指挥部机制、中心工作机制等治理手段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研究发现,党政统合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具有高位推进下党政部门虚实结合与权威嵌入下组织机构条块统合的组织优化逻辑、“办组系统”结构下治理资源跨层级整合与联席会议制度下治理要素跨部门协同的资源协统逻辑、压力型体制下党政干部组织动员与政治激励机制下基层群众社会动员的激励约束逻辑。这为重新认识党委和政府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角色与解释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的实践样态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与研究理路。     

理性制度为何无法取得理性结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研究的三种视角及其启示

产业扶贫是提高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保障,但实践中却出现了"理性制度无法取得理性结果"的执行困境。现有研究分别从主体行为、制度结构与治理情境三个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其中,主体行为视角从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角色定位与执行能力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政策执行的直接因素;制度结构视角从治理体制、组织模式与制度逻辑等方面挖掘了"形塑"该问题的制度基础;而治理情境视角则探讨了造成各地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差异的要素禀赋、产业选择、产业运作模式及关系网络等情境性因素。现有研究虽较全面地甄别了影响产业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各因素,但仍存在着缺乏整合的分析框架,忽视基层行动者的调适功能,理论提炼与对话稍显不足以及难以识别影响政策执行的共通性因素等问题。后续研究可借鉴制度分析和发展(IAD)框架中的多层次分析思想,建立整合三大视角的统一分析框架,挖掘治理情境中的调适性因素,探讨治理情境与行动者的不同互动模式,寻求与已有政策动员及国家治理理论对话,并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来验证理论假设,以实现理论的整合与突破。     

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与选择

政府治理工具是指参与治理的各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一定治理目标,而采用的可辨别的行动机制或策略。地方政府治理工具的创新与选择对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关键作用。大数据为地方政府治理带来挑战,传统治理工具逐渐失去了治理效应,但同时大数据也为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提供了空间和路径,整体性工具、网络化工具、契约化工具等成为大数据时代治理工具创新发展方向与选择。根据不同治理工具特征,针对不同治理目标、制度环境、行动者等制约因素,可以对地方政府治理工具进行评估与最优化选择。     

地方治理的政治-制度视角:以农民工保护政策执行为例

文章从地方治理的政治-制度视角分析了国家的农民工保护政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执行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制度结构决定了农民工保护仍然是以基层政府治理为主导的,但是基层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受到了削弱,以局部效率作为制度逻辑的地方治理面临着转型的困扰.国家与农民工之间的隐含联盟这一政治过程正在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地方治理结构中,并逐渐削弱着已有的制度逻辑.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基层政府行为——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分析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调整,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也由此发生了深刻转变。税费改革前后,我国中西部基层政府行为先后经历了“管控与汲取—松散与悬浮—合作与协调”三个阶段的变迁。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既依赖于基层政府的制度创新,也是基层行政体制转型的根本诉求。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中西部基层政权仍然展现出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治理目标偏离、互动角色错位、执行行为离散等偏差行为,为了有效矫正行为偏差,未来中西部基层政府治理应重点从加强制度建设、创新考核模式、优化治理结构等方向做出努力。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行政嵌套自治与现代简约治理

我国进入到强国家时代,基层治理行政化趋势不断增强,行政和自治关系发生变化。广东潮州Z镇通过重选村庄头雁、赋予制度空间、激活村干部治村动力,对村庄内生型自治结构进行改造,构建了行政嵌套自治的乡村关系结构。行政嵌套自治强调行政力量对自治力量的总体性控制,以及自治力量在总体性控制之下的自主空间。在具体实践中,行政嵌套自治通过任务包干制、压力释放术和策略批评法等工作机制进行责权分配和矛盾协调,呈现出乡村关系结构稳固和基层治理有效的特点。行政嵌套自治遵循目标导向、建设导向和协作导向的治理逻辑,强调权力简约、制度简约和目标简约,符合国家发展要求和基层治理实际,是现代简约治理的典型实践形式。     

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实践与发展 70 年:有效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村基层治理体制不断转换和发展。 其中,既有农村寻求高适应性治理形式的村庄逻辑,也有国家建设目标在农村落实的国家逻辑。 国家是农村治理体制创新实践的关键变量,有效是治理体制转换中国家与农村的共同追求。 国家建设目标既通过治理体制得以实现,也直接反映在体制所要实现的有效性内涵上。 现代化的阶段性不同,国家建设目标不同,治理体制也具有不同的特点,运行机制也不同,所实现的有效性内涵也不同。 从有效视角审视 70 年来农村治理体制的实践,经验丰富、成就巨大,农村治理体制与国家建设高度同构。 新时代建构乡村善治体制强调有效,有效的内涵包括行政、自治、组织、服务等多方面。 有效的农村治理体制既要有效适应农村实际,也要有效实现国家建设目标,是一种功能复合性的、多元内涵式的治理体制。     

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的历史考察

建党百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伴随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协同共治主体、乡村振兴新时代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统领的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4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始终遵循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演进逻辑和党的政治引领与农民自治实践相统一的行动逻辑,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体系。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     

集体林权改革的基层解构实践逻辑研究 ———基于江西婺源的观察

在全球森林管理权力下放趋势中,中国的集体林权改革是一个举世瞩目的组成部分.一个重要问题是基层社区如何对产权改革政策进行响应,行动者如何看待“自上而下”的改革政策以及如何基于基层环境采取行动策略.文章选取江西省婺源县的两个村庄社区作为案例调查点,通过长期观察和访谈对基层社区行动者在林改过程中的解构实践进行了案例剖析.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倾向于“因地制宜”地进行国家政策的解构后再实施改革政策;而基层社区的传统认知和产权体系则从实践层面对国家管理逻辑进行解构.一个经验性结论是基层社区行动者往往倾向于基于自身策略而对国家政策进行解构,即摧毁政策文本在政策制定者心目中的传统建构,而重构出另外一个“虚构的文本”.     

“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本质是什么,其实践运行逻辑如何展开？围绕这些问题,学术界从乡镇政权的性质与运作,乡村关系与乡村权力结构、乡村自治与治理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这一核心概念,以此强调该组织社会服务、社会管理职能的退化,自利性、赢利性和掠夺性动机的增强。这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社会秩序的混乱,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因此,当前农民面临的困境依然十分严峻,农村社会面临新的治理危机。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     

基层政府农业政策执行悖论与应对之策——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各项农业政策在农村落地开花。然而政策文本制度与现实执行层面存在巨大反差,出现了冷热两重天的政策执行悖论：一方面是基层政府各项农业政策执行得热火朝天,另一方面是农民等基层政策参与者对农业政策执行的冷静观望甚至漠不关心。以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模糊-冲突模型为分析框架,分析W县Q镇农业政策执行过程,探讨科层制结构下的行政性执行、政治锦标赛下的政治性执行、积极惯性下的实验性执行、亚瘫痪状态下的象征性执行,发现：在模糊性较低的自上而下执行路径中,基层政府面对层级压力和政绩考核,一般通过树立样板的典型性执行和扶植精英的替代性执行来完成政策目标;而在模糊性较高的自下而上执行路径中,基层政策目标群体因为参与感和主动权的缺失,最终通过各种形式主义来消极应付性执行和机械象征性执行。此研究进一步解释了农业政策执行悖论产生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资源整合、利益均衡、农民参与、多元联动等提升基层政府农业政策执行效果的路径。     

有限性与有效性： 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及重建的实践逻辑——基于苏北新型农村社区的实地调查

提升城乡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补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短板弱项,是“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供给、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困境依然十分突出。本研究从治理动力、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以及治理目标等维度提出理论框架;基于苏北地区的实证调查分析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的动因及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城乡社区结构转型和秩序演化过程中文化主体的多元性、文化治理规则的复杂性以及文化治理目标的引领性等多重社会逻辑共时性运作,使得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和治理秩序重建呈现出更加复杂、动态的实践特征。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主要是由“农民上楼”后的“文化饥饿”、居民文化自治乏力以及社区文化引领不足等问题引起;同时,在具体文化治理实践过程中必须突破“官办文化”与“送文化”思维模式,并基于“民办文化”与“种文化”的新思维营造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主体化治理规则及社会化协同机制,实现多元文化融合下的共建、共治、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