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音乐非交互式传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之前，以非交互式方式传播网络音乐的行为处于权利保护的真空地带，主要原因在于相关产权设计模糊以及权利运行保障功能缺位。《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中，拓展广播权定义、新增“传播录音制品获酬权”条款、整合播放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这三项内容的修改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网络音乐非交互式传播著作权保护状况，但在实际适用中仍存在困境，有待优化。建议通过厘清广播权的适用情形与范围、设定合理报酬标准并完善集体管理制度以及利用诸如区块链这一新兴数字技术助力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等措施进一步解决现存问题，以完善网络音乐非交互式传播的著作权保护。     

新兴传播模式兴起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相关条款重构研究

三网融合带动了传播技术上的多重变革,推动了新兴传播模式迅速兴起,“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传播的技术主义立法路径划分已经不能完全涵盖日益涌现的传输手段,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兴传播模式在信息大爆炸的当下日臻成熟,需要立法层面予以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称《著作权法》送审稿）仍将“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作为立法的重要指导,通过分析“交互式”与“非交互式”的特征及其区别,考察介于“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之间的、以个性化推荐系统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模式,参考国外相关的立法例,对中国的立法路径与具体实践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网络与移动等新技术通过采集用户历史数据和分析用户偏好从而推送相应的信息,形成介于“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之间的新兴传播模式;美国、欧盟及国际上的相关法律条约通过“向公众传播”概念的解释补充,以及技术中立的立法路径对新兴传播模式进行规制;中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仅规范“交互式”传播行为,忽略了对新兴传播模式的规制,应在原有“交互式”与“非交互式”条款保持现状的基础上,增加“其他向公众传播的行为”的规定,进而实现既有法律规定向“向公众传播权”的过渡,为新兴传播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法理支持。     

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问题研究

由于信息网络传播具有全球性、易复制性、自助性、互动性等特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面临挑战。出版者、广播组织和信息网络传播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网络汇编作品尚未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我国立法应明确界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合理使用及法定许可,明确界定网络传媒的法律地位。     

学术期刊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探讨

网络成为学术期刊传播的重要渠道,但学术期刊进行网络传播的基本前提是解决期刊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文章指出了学术期刊作品在不同情况下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归属,介绍了学术期刊作品在网上传播的几种主要方式,分析了当前学术期刊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签订著作权转让协议,才能有效地维护期刊社和作者的利益,促进学术期刊的良性发展.     

信息网络传播权之主体与内容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我国著作权法新确立的一种著作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主体除了传统的著作权人以外，还应当包括一些新的权利主体，即数字化作品的创作者和网络出版者。在权利内容上，信息网络传播权也有其特殊之处，包括网络出版和复制行为。     

网络传播权及其限制

首先分析了网络传播权的性质及其在<著作权法>中确立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应当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以防止网络传播权的滥用.最后对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这两种对著作权限制的方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试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

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权利人利用该种渠道传播作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信息网络传播权也随之产生。网络服务商在信息网络传播中,促进网络技术的发展,传播作品的同时,难免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讨论网络服务商的法律地位,研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及侵权问题,有利于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界限：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为视角

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扩张了著作权人的权利,也产生了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人间的新矛盾,要求立法作出变革。信息网络传播权是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界限扩张的表现,其内容包括数字化权能、上载权能、传输权能和下载权能。信息网络传播权同其他著作权一样应当受到适当限制以平衡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在合理确定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人间的权利界限方面存在立法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传播权"溯源与再定义

“传播权”这一名词术语存在歧义,即到底应该将其理解为“传播权利”还是“传播权力”。从梳理“传播权”在西方国家的源流与发展演变及国内对“传播权”的阐释可见,“传播权”的实质是“传播权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在综合传播与人的关系、区分“传播权”与“传播权力”及考虑“传播权”法律属性的基础上,文章对“传播权”进行了重新定义,并指出了“传播权”的实践指向。     

《著作权法》草案第二稿中网络侵权相关条款的不足和建议

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先后公布了著作权法草案的两个版本,但其中的"网络传播与侵权责任"条款均存在缺陷。本文仅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简称为《著作权法第二稿》)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网络侵权责任"条款进行探讨。     

信息社会的传播权——基于传播关系构造变动的理论思考

在信息社会中,传播科技的革新不断地影响着人类信息传播关系的权利构造,传播权带来比言论自由、通讯自由、出版自由更全面、更开放、更能体现人权价值的权利框架。传播权是人的个体与集体依法自由参与互动传播活动,公平、合理"近用"传播媒介资源并享受信息利益的权利,作为一项综合性的基本人权,国家负有尊重、实现与保障传播权的义务。传播权是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秩序的统一,体现了权利的规范化构想。倡导自由、公平、包容、参与、规范的传播权,有利于推动中国信息传播法制的建设。     

论网络传播权限制之合理使用

对网络传播权的限制本质上属于对著作权的限制,而合理使用则是著作权限制的核心内容,它同样适用于网络传播权的限制。虽然对网络传播权的偏高保护使合理使用的范围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但是在网络传播中合理使用仍然有必要存在,关键在于要结合网络传播的特点,对原有的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和适用范围作相应的调整。     

论表演者权——以著作权法第38条的修改为视角

表演是传播文学艺术作品或艺术表达的重要途径,表演者因表演行为而享有表演者权。但从我国著作权法第38条的规定来看,对表演者权的保护并不充分。为适应科学技术与社会生活的变化,须加强和完善对表演者权的法律保护。这不仅能调动表演者的创作积极性,还能促进文学艺术创作和娱乐产业的进一步繁荣。     

网络环境中广播组织权的主体辨明与制度构想

我国著作权法虽然规定了广播组织权条款,但并未明确广播组织权的主体范畴,依靠什么标准辨明广播组织权的主体就成了问题。国际条约中的广播组织应被理解为提出动议并对公众进行无线传输负有责任的法律实体。不止于此,在辨明广播组织权主体的时候还要考虑是否"播放"等其他要素。为了让"广播组织主要指广播电台、电视台"这种表述更加准确,并且为网播组织预留空间,可以把著作权法中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改为"广播组织",同时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增设条款界定广播组织,明确把网播组织纳入其中。     

简论网络传播权的限制

网络传播权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产生,对其进行限制的理论基础是著作权限制理论。对网络传播权限制应当遵循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统一原则、现代化原则、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对网络传播权限制的核心内容是构建其合理使用制度。     

"个人使用"的著作权法定位及政策选择

从著作权法上界定,"个人使用"主要指涉个人复制及演绎行为,同时以个人复制为主,不包括传播行为.从逻辑上看,数字技术时代著作权的保护理路侧重强化对传播本身的直接控制,故权利人无需通过缩小"个人使用"的复制权限制范围来实现对著作权的有效保护.同时,在对"个人使用"进行著作权法定位及政策选择时,既应为创造力的生长和发展寻找适合的环境,也应留意行为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作品使用者权的价值回归与制度构建——对“著作权中心主义”的反思

著作权法以“著作权中心主义”作为制度建构的主线,侧重于作品创作者权和传播者权的保护.作品使用者权的制度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在立法上还欠缺完善的制度建构.作品使用者权在基本人权、私权逻辑和利益平衡机制方面都具有足够的正当性,它不能仅仅被界定为著作权的权利限制制度,也不能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作品使用者权具有独立的制度价值,具有和著作权相同的法律地位,需要从权利构造的角度对其进行完善.     

论限制网络传播权应遵循的原则

对著作权人行使网络传播权进行的合理限制是网络传播权产生、网络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限制网络传播权应遵循效率与公平平衡统一的原则、现代化原则、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     

著作权语境中的收回权分析

作为一种特殊的著作人身权,收回权体现了对著作权的一种较高的保护水平。法律规定收回权不仅体现全社会对作者处分其作品的尊重,也体现在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发生冲突时立法者的价值选择。文章对收回权作为一种第一性的权利,其行使应当无任何前置条件,收回权具有特殊的法律特征、收回权的损失补偿进行了探究。     

法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与限制

网络作为信息时代第四媒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与限制不能简单等同于对一般著作权的保护与限制。现行法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过强而限制不足,应加以规范,以平衡著作权人和公众之间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