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殷周关系看姜嫄弃子神话

武王克商之前,周是殷商的属国,并且尊奉、祭祀殷商的上帝和祖先神.周族史诗<生民>中的"帝"是引自殷商部族.帝的部族神身份,是其"不宁"、"不康禋祀"和姜螈弃子的根本原因.后稷得到各种动物的庇护,种植庄稼,敬事上帝,并获得了帝的认可.这一考验过程与周族发展农业、为殷商西伯的历史事实极其相似.姜嫄弃子传说,是早期殷周关系的生动体现.     

甲骨金文的"(族)"与殷墟"(族)"墓

将殷墟甲骨文、晚商铜器铭文中的"(族)"与殷墟出土的两座"(族)"铭铜器进行综合研究,可知"(族)"在商代是一个较重要的族氏,生活于武丁至帝辛时期.该族氏的族长或重要人物,世代出任武职,在殷王朝的对外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论明代建阳书坊娱乐传播功能的载体选择与实践

万历以后,娱乐传播成为建阳书坊刻书的一种重要功能指向.明代建阳书坊选择了"小说"作为娱乐传播的形式载体,为人们构建了三重娱乐世界即历史英雄的"神奇"世界、神魔公案的"神异"世界和图说故事的"图话"世界,形成了传播者队伍、受众队伍及市场形成机制.     

殷卜辞所见的雀族及其相关问题

殷卜辞记载的国族(今郑州地区)中,以雀族辞例最为丰富。甲骨卜辞的资料表明,雀的主要活动围绕商王命令而行,表现在参与战争、主持祭祀,承担纳贡、勤劳王事等义务,雀族与商王国关系较为密切,雀应是殷商南土一个从王族独立后自立为分支家族的族长。雀族作为商王国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其与分布于邻近地区的五族之间已形成一个网状化的大族群,但它们之间曾存在军事征伐关系并对商王室尽有一定的义务。     

浅谈坊刻本的文化影响

历来对坊刻本的评说不一,但贬抑居多。坊刻本的整体刊刻质量逊于官刻本和私刻,但是,若从坊刻本的文献价值和学术影响方面来看,它在文化的传播、发展、保存,在文化信息的传承上,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说甲骨卜辞中的“省牛”“刍”——以商国家结构为视角

在整理"省牛"、"刍"相关卜辞后,发现有关商之"省牛"仍有进一步探讨之空间,可将"省牛"与"刍"有关卜辞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二者各自含义及相互关系。"王省牛"之内容或囊括前往巡省省视牛之放牧及其放牧之牧地、亦巡省刍养牲畜之奴隶或相关人员等相关活动。进一步利用商国家结构的视角来分析"省牛"、"刍"卜辞,可窥探二者与商国家结构的相互关系,如刍牧地点反映了商与诸侯方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土地开发方式,刍牧卜辞反映了商与居于国家结构中不同层次的族邦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     

明清时期坊刻图书业经营之道探析——以运河区域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坊刻业主在经营活动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经营之道。在刻印图书的选择方面,多以日常实用类图书如童蒙读物、应试之书、俗文学读物等社会需求量大且易赢利的图书作为首选。在坊刻内部运营的管理上,从宏观层面对刻坊精确定位,从微观层面严控图书的生产制作成本,以获取绩效的最大化。在坊刻图书营销网络的构建方面,积极占据本、外地图书市场,让书贩参与图书的售卖,运用书业广告等营销手段,增加图书的销量。这在确保坊刻行业丰厚利润的同时,使坊刻图书价格日趋相对低廉,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明清行商所临风险及其规避

面临劫掠讹诈、丧命失财、盗卖私售、银钱之虞、官吏勒索、牙人侵渔等风险,明清行商研读律令商书、寻求乡族帮助、夤缘势要庇护、习武或聘镖师、建立会馆公所、结成商队商伴来规避,取得了一定成效.随着社会发展,行商又面临许多新的考验.     

[处火]卣和 族族姓

通过对[处火]卣铭文的分析,可知丙族是和商王室同姓的贵族家族,属于子姓。丙族铜器集中出土于山西省灵石县旌介村,以旌介铜器群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系统,具有浓厚的商文化特点。这一文化系统所代表的方国,是商王朝分封王室成员建立的,是商王朝在晋南地区建立的一个据点。     

闽西四堡坊刻的兴衰及其原因

古代刻书主要有官刻、私刻和坊刻三种形式,其中因坊刻具有浓厚的商业特征,所以刻书的数量最大,流传的面也最广。福建刻书首推闽北为最盛,从五代一直到明朝都是我国重要的刻书基地。明末清初以后,建阳刻书逐渐衰落,而与此同时,鲜为人知的闽西四堡坊刻却正在悄然兴起,成为我国南方继建阳之后又一个重要的刻书中心。由于四堡坊刻流传至今的实物很少,对它的研究几乎被学术界所忽视,目前所见有关中国古代印刷史的专著亦均未提及。本文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日本“满洲移民”时期的“大陆新娘”

在1906到1945年日本政府向我国东北地区实施“满洲移民”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稳固人心、永久霸占我国东北的目的,推行“大陆新娘”政策.大量日本农村青年女子在经过拓殖讲习会、拓殖训练所与开拓女塾等组织的培训后,被送往我国东北地区.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她们扮演了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双重角色.     

解读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中的哲学观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不是对其随后展开的逻辑学范畴、内容及阐述顺序的事先交代和理论规定,而是全面阐述其本人的哲学观;这既是真切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论前提,也是准确把握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关键和要害。概括而言,黑格尔主要是将哲学理解为：哲学是“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理性和现实的和解”;哲学是“一个自己返回自己的圆圈”。     

《诗经·关雎》英译之我见——兼论语篇把握在汉诗英译中的重要性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作品以抒情诗为主流,开拓性地运用了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雎》是《诗经》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汉文化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因此,翻译工作者都不遗余力地将它译介国外。许渊冲先生、韦利先生是《诗经》翻译的佼佼者,分析研究他们的译诗策略,对于总结汉语古典文学西译的经验,构建现代翻译理论,自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益处。     

试论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人"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国新闻宣传、新闻传播的职业道德核心同样是以人为本.离开了以人为本,新闻宣传、新闻传播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基于此,我们一切新闻宣传、新闻传播活动都应以人为本,着眼于人,作用于人.而深入理解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人"的含义,是在新闻传播中践行以人为本根本要求的基础.从社会政治和新闻传播两个层面来看,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人"既是指"人民",又是指受者与传者的"合而为一".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试析《圣经》中的"罪"与"爱"

《圣经》中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关“罪”与“爱”的阐述既体现了宗教的神圣性,又对现实人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人性本恶出发,基督教认为人具有有限性,故需时时反省、忏悔。而耶稣被钉十字架,则表达了上帝时人的无尽之爱,俗人需以上帝为榜样,以博爱之心宽恕他人之过。     

从"史中之史"到文学"话语体系"——宇文所安文学史观摭论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深刻剖析了存在于文学史写作中的种种弊端,如从后往前读的阐释模式、整一性预设框架决定材料的取舍方式、认为文本是固定不变的思维模式、服从于既有的文学常识和观念的惰性迷失等。针对以上问题,他在文学史理论和写作方面都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与创新:坚持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在文学史写作中重视文学中介和文学话语体系的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