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江湖诗派中的宗室诗人杨理论

南宋天潢贵胄的社会地位日益走低,于是,江湖诗派中出现了十二位疏属宗室诗人。宗室诗人多与派中翘楚戴复古、诗派领袖刘克庄交好,在二人的介引下,他们逐渐跻身诗派。与其它江湖诗人相比,宗室诗人的诗歌创作仍不难窥见宗室身份带给他们的深层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兼具臣和亲的双重身份,诗歌中对恢复北方有着比一般江湖诗人更为强烈的参与和行动意识;再是他们与一般的江湖游士奔走干谒不同,他们没有干谒诗,多能清高自守,悠游卒岁。     

士大夫与地方士绅:论后村词的双重视野

在南宋中后期古典文学向世俗文学转变的过程中,士人阶层的分化与身份转型比如“地方士绅”“江湖游士”一度受到学界关注,南宋后期文坛宗主刘克庄因拥有多重身份而备受瞩目。以往多将其视为辛派中人,但与稼轩词“英雄失路”不同,后村词多表现南宋政治乱象下衰世式的“英雄失志”,频繁抒发的归隐之志也流于形式。在地方世界中,以词频繁酬赠带有经营地方人际网络和游戏文字的意图,但士大夫文学传统仍然制约着士人创作惯性,频繁使用的典故、理学话语与其内在情志的贫瘠反而形成更高层次的矛盾,与梦窗词有着内在的时代共性。后村词中的多重视野显示了南宋后期词体中士大夫精神的衰退与挣扎,与南宋后期文学世俗化遥相呼应。      

南宋干谒与文学论纲

南宋干谒之风盛行的原因主要有：高压政治、名流印可、享乐之风。干谒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交情世态的常见行为,梳理和阐述干谒与文学之间深层复杂的内在联系,揭示南宋时期的文化原生状态,是全面、准确把握这一时期的文学如何表现人的价值、人的行为、人的心理、人的形象、人生意义、人际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研究。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绿色边缘:宋代江湖士人的文化

宋代以隐士、居士、游士为代表的江湖士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常规存在形态。他们普遍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或经学研究和诗文创作并茂,或博览群书、博学多闻,或为不容忽视的藏书家,或为成就突出、影响诗坛的著名诗人并曾在音乐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音乐家。其主要文化特点,即特立独行、淡泊名利、追求自然。这种士人本真的存在方式,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充分表达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不仕的高尚使之占据了道德高地,作为独立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是独立思考,其创造的智慧弥足珍贵。宋代江湖士人比前代大为增多,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巨大数字。宋代江湖士人自我边缘化即田园化、民间化,虽身处民间,却神居云端,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他们代表着民间文化和民间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于官场有无用之用,为传统文化增添了一股别样的精气神。     

论干谒之风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负面影响

文人干谒风气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有着积极而深远的一面,当然也有诸多负面的影响。干谒行为本身并不直接服务于文学的发展,而是始终以干谒者的切身利益为关注焦点,因此,为干谒而从事的文学创作就具有鲜明的工具性和目的性,而难以始终秉持艺术至上的原则。干谒之风对唐代文学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文学艺术性的削弱、躁进的风气与文学的工具化倾向、文学的理性色彩和学术底蕴的薄弱三个方面。     

唐代文人执贽干谒现象研究

执贽谒见既是古代干谒请托的主要方式,也是古人谒见之礼的重要体现。在干谒之风盛行的唐代,执贽与行卷不是同一概念,而是一对种属概念。执贽干谒的适用范围宽泛,其目的因主体身份的差异而不同。从儒家"士相见之礼"的传统层面理解,唐代文人执贽不仅是一种干谒手段,而且承载着儒家"礼"的文化精神,因此具有功利性和礼仪性的双重内涵。     

盛唐干谒风行原因新论

干谒之风盛行于盛唐（特别是玄宗开元年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盛唐时期,干谒大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前辈或时辈因干谒而获成功的范例是刺激盛唐干谒兴盛最直接的因素;其次,盛唐的各项取士授官制度诸如科举、铨选、入幕制度等促使士人从获得省试资格起到正式入仕为官之后,终其一生都必须不断地干谒;再次,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人的个体意识、功名意识被充分地激发了出来,强烈的功名意识是盛唐干谒风行的重要原因。     

论南宋中兴时期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

学界一般认为江湖诗人作为一个群体或流派出现于南宋后期,因而往往从南宋后期的历史环境入手,探讨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事实上,由于南渡之后的社会流动、中兴时期的科举积弊、盛世背后的冗官充塞、底层士人的求仕之途等因素,南宋中兴时期已有一批重要的江湖诗人活跃于文坛,并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因此关于南宋江湖诗人及其文学创作的历史风貌、时代内涵、文学史地位等问题,还需突破南宋后期这一时间界域,放到更为深远的历史时空中进行新的审视和思考.     

论晚宋送谒诗的三重维度

送谒诗集中出现于晚宋,揭示了一种不务科举、以干谒为生计,且得到社会默许与士人认可的社会情态。作为传统送别诗的旁支,晚宋送谒诗以其创作目的的预设,兼顾作者、谒客、谒主的三重维度,从一开始就突破了私人交流的范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相。一方面,作者会从谒客的立场出发,述说其过人才华与生计之煎迫,并期待其游谒之举能有满意的结果;另一方面,作者又会竭力推崇谒主之才德,偶尔也会为其推介合适的谒主。除此之外,作者本人有时又不免借机流露出博取谒主顾盼自己的江湖习气。凡此种种,皆透露出晚宋士人行谒的普遍风气、送谒诗深具务实的交际功能和更为丰富的思想抒发。     

中晚唐浙东幕府文职幕僚探述

肃顺至宪宣时期,浙东文职幕僚在高门背景及科第出身比例上均呈上升趋势,且仕途前景较好。得益于中唐社会变革尤其是藩镇辟署制的推行,浙东才吸引了大量优秀文士入幕。晚唐时期,浙东同受战乱影响,导致来自高门及有科第身份的文职幕僚较少,且仕途平淡。这时出现了以军功入仕的文职幕僚,正是唐末浙东走向军事化的体现。     

简论唐宋科举制度的变迁(上)

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唐宋之际是一个变化更革非常之大的时期。唐宋科举制度的变迁,总的趋势是逐渐走向完备、成熟。这一变迁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举制度本身而言,由唐到宋的变迁虽然很大,但这种变迁恐怕并非质的变化,而仍然属于量的、程度上的变化。其质的变化与其说是在唐宋之际,不如说是在南北朝与隋唐之间。     

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

对南宋科举及第者进行区域分析,可以分为及第者数递减型、及第者数维持不变型和及第者数递增型三种类型,后者以浙东明州庆元府为代表.通过对南宋末期两名庆元府出身的科举官僚王应麟与黄震作个案考察,可以发现,在南宋后半期,庆元府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转化为学术的时期,地域学术和科举已经一体化,思想活动与应试学问和谐共存.这是庆元府及第者数递增模式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地域社会背景.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北宋贡举改革与经学变古

北宋贡举改革完成于北宋中晚期,主要涉及考试内容和人才培养方式两个方面。改革不仅有助于全面提高科举入仕官僚的素养,而且确立了儒学对科举的全面统治,推动了儒学的复兴。通过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取士科目的改革,不仅重新确立了儒家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核心地位,而且促进了经学变古。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将诗赋取士改成经义取士,这一改革举措,在元祐更化时引起了争议。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支持经义取士,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支持诗赋取士,双方由此产生政治分歧。产生这种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双方都希望通过控制科举取士制度巩固和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洛蜀党争的导火索,是司马光的去世,使得科举制度之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随着党争的日益深入,科举取士的制度天平也随之发生倾斜。南宋以后,经义取士制度也随着程朱理学的崛起而日益稳固,并逐渐发展成八股文取士制度。     

论露布文体的演变与定型

露布文是中国古代的新闻文体之一.东汉至三国时期,露布文由特殊的制诏、奏章向军事捷报转变;南北朝时期,露布文采用骈文体制,体例成熟;至隋朝,露布文在宣露布礼上被宣读,是对其新闻传播功能的强化.唐宋以后,露布文被纳入科举考试,其创作逐步趋向了时文化.     

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甘肃东段的形成与变迁—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研究之一

丝绸之路陇右南道形成于春秋时期,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获得初步发展。西汉时期,在原有西行道路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经张川、秦安、静宁、通渭、定西、榆中至兰州西固渡黄河通青海或河西的官道,称为陇右南道东段北线。东汉以后,随着行政中心南移、沿线人口减少和自然环境的劣化以及畜牧经济的发展,北线逐渐衰落,而经清水、天水、甘谷、陇西、渭源、临洮、临夏入青海的南线秦州路逐渐成为西行主干道。至唐代、北宋,陇右南道甘肃东段南线更加繁荣。但由于受区域政治形势的影响,唐代陇右南道东段北线与南线个别路段走向发生了改变。北宋以后,陇右南道秦州路趋于衰落,逐渐被由关中西入平凉,翻越六盘山至隆德、静宁、会宁,再翻越华家岭,经定西至兰州的新线路取代。     

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

宋初与唐代一样 ,也存在进士行卷。真宗、仁宗时行卷风逐渐止息的原因 ,是由于科举制度的改革 ,由“采誉望”变为“唯卷面”。又由于历史政治背景的差异 ,宋初进士行卷具有不同于唐代的特点 ,即主要定位在文学上 :文人由文学主张相同而相知 ,不再象唐代那样是政治上的“相须”、“相资”。这使宋初进士行卷成为集结诗文革新运动基本力量的手段 ,同时也为文学派别的形成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