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直译与意译

翻译理论界存在着两种“直译、意译”观，即传统观念上的“直译”与“意译”及反传统观念上的“直译”与“符合习惯的翻译”，其背后隐含着不同的忠实观，将直译与意译或者直译与符合习惯的翻译二元对立的错误做法。     

论日语使役句的翻译——以《挪威的森林》汉译为例

日语使役句在汉译时,既有直译也有意译.本文通过对《挪威的森林》中日语使役句汉译的分析发现,一般在表示“强制”、“许可”以及“诱发”意义采用直译.当表示“放任不管”和“责任”的意义时通常采用意译.其中,由于汉语使宾动词“使”、“令”、“叫”、“让”等意义存在微妙差异,直译时需要根据汉语的语言习惯审慎翻译.意译中较为常见的有减译和换译的手法.不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是以最好地表达句子主题为目的的.     

中国典籍翻译赏析——以《道德经》两种译本为例

纵观我国典籍翻译史的演进,关于直译与意译哪种译法较优的争议不断,然而较高的翻译境界要求直译与意译圆满调和以达“化”境。     

从目的论看直译与意译

简略地介绍了翻译的目的论及其科学性,在通过目的论的分析中,翻译界一直以来对直译、意译有着孰是孰非的争论。本文认为直译、意译是翻译的两种手段,两者间不存在矛盾。同时也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选择直译还是意译的翻译手段应根据翻译的目的决定。     

文化翻译中的信息传递缺陷与翻译通约

翻译既是一种语言转换过程,也是一项文化交流活动。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符号的转变,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信息传递的缺陷与困惑,如语言负载信息的传递缺陷、词汇的内涵差异与空缺现象、翻译是以源语文化还是以译语文化为标准等,要解决这些困惑,必须把文化翻译的基本原则定为“在目的语中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文化意义或者说在文化上信于原文”,并在“直译”、“直译加注”、“直译加意译”、“意译”这四种翻译方法中贯彻这一原则。     

试论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

信、达、雅之争和直译、意译之争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的延续.面对这场翻译标准的争论,不应各执一端.对于文质之争、信达雅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它们的本质并不是矛盾的,而应该是互补的.对此辜正坤先生提出的"多元互补论"就是很好的立意,有益于正确认识我国翻译史上一脉相承的翻译标准的争论.     

论直译与意译的辩证关系

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内在联系 ,文化的差异势必导致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对称 ,因而没有意译的介入就不可能实现两种语言的顺利转换 ,同时文本的独立性以及内容对形式的依赖又要求我们更多地使用直译的方法。直译与意译是两个相对的概念 ,它们虽然在形式上不同 ,却共同服务于同一翻译目的。直译与意译的相互结合及交替使用才是翻译的正确道路。     

试论质译与艺译——直译与意译之争所引发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贯穿我国翻译史的直译意译之争的回顾 ,论述了直译意译之争其实并无多大的理论价值 ;从而大胆地提出了“质译”与“艺译”这一新型翻译准则的概念 ,以求用全新的理论视角就内容和形式两大方面去重新规范我们的翻译实践     

从功能语言学翻译质量评估模式论“意译”的自由——以I Am Afraid的4种译本为例

学界对诗歌翻译的"意译"和"直译"的争论由来已久,翻译研究者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总结出翻译方法,为"意译"和"直译"的探索提供了基础和立论依据。本文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从形式、功能和情景互动三个方面对I Am Afraid的4种汉译进行解读、分析和评估,讨论英诗汉译的过程中,译者在保证翻译质量的同时,选择"意译"自由的主客观原因。研究发现,英诗汉译受限于形式和内容的难以平衡,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既要顾及微观小句层面的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上的对等,即内容的"忠",又要顾及宏观语篇层面的成篇属性上的对等,即形式的"美",往往顾此失彼。这表明,"意译"赋予译者的创作自由是一定的,即在与原文意义对等的基础上,进行谋篇布局,实现功能对等。     

习语翻译中的文化信息处理

汉、英习语语义的不对应性包括汉英习语指称意义以及联想意义的不对应性.这种不对应性导致习语翻译中出现了三种翻译错误类型:文化信息错译、文化信息欠额和文化信息超额.跨越习语翻译障碍的途径主要有:直译,意译,及直译加注.     

从纽马克翻译理论的发展谈直译与意译

本文以纽马克翻译理论为依据,通过对其理论的发展的分析和阐述,认为翻译实践中直译与意译方法的运用是对立统一,缺一不可的。交际翻译以传译原文的信息为重点,意义优先于形式,此时用意译。而语义翻译既要试图涵盖所有的原文意义,又要尽力保留原文的形式,此时则要采用直译方法。直译是基础,意译是直译必不可少的辅助和补充。     

古代中西方宗教典籍翻译策略的相似性分析

本文从宗教的立场出发分析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欧洲《圣经》翻译在策略上的相似性,认为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使中西方在翻译策略上都选取直译的方式,而传播宗教"福音"的目的则使中西方在翻译策略上都选取意译的方式。而直译和意译在宗教典籍的翻译过程中并非决然分离,二者的有机结合成就了成熟的译本。     

论文学翻译中直译与意译的使用原则——析巫宁坤译《了不起的盖茨比》

直译和意译是两种最普通,但也是最重要的翻译方法。了解如何正确使用这两种方法对翻译实践有着重要意义。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著名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学作品,大部分中国读者都读过巫宁坤的译本。本文通过举例分析巫宁坤译本《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直译和意译案例,说明两者在文学翻译中的使用原则,以激发读者对翻译的兴趣并指导其在学习和实践中更好地理解和使用直译和意译这两种翻译方法。     

文化转型与鲁迅的直译理论

对鲁迅的直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评价历来微词颇多,角度也多是直译与意译的“信、达、雅”之争。在多元系统论的理论框架下,鲁迅的直译理论有其文化意义和时代特征,鲁迅的直译理论所植根的思想文化土壤使其具有科学性的同时也带有必然性。     

传承、超越——卞之琳“信、似、译”翻译三原则面面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是对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传承和超越.卞之琳的“信”继承了严复“信”对原作对译作诚信的要求,但所指范围比后者广,尊重原作的程度比后者高;卞之琳的“似”继承了“形似与神似”对维系译文与原文的适当关联性的强调,但破除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无谓争论,为译者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同时对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在范围上作了限定;卞之琳的“译”继承了“直译”和“意译”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定位,但破除了“直译”、“意译”理论的二元对立,为译者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直译与意译

直译与意译之争在英汉翻译中由来已久.一些人坚持直译的方法,而另一些人坚持意译的方法.实际上作为翻译的两种方法,直译和意译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两者的目的一致,都是要准确地表达原作的本意,因此没有好坏之分.在翻译中,译者应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根据原文和译文的需要灵活处理,准确把握.     

文学翻译基本原则初探(上)——再评《哈姆莱特》几种中译本

翻译,长期以来就有“直译”与“意译”之争。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太笼统,随后也有不少人对此作过具体阐述,也有许多人提出了异议。从理论上讲,“直译”与“意译”之争和“信、达、雅”之辨,是互不相干的两码事,但实际上却是互相交织、不可分割的一回事。一般说,“直译”侧重的是“信”,即忠于原文;“意译”强调的是“达”,即     

翻译中的概念融合

直译和意译是翻译中的两种最基本的方法。直译强调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对应,而意译则强调“精神实质”的一致性。概念融合理论是近年来认知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由Fauconnie和Tume在心理空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是一种意义构建理论,其基本思想是：概念融合在自然语言的意义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文章把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融合理论运用到翻译中来,强调真正好的翻译者应该懂得在翻译工作中如何有效地运用概念融合理论,把翻译做到尽善尽美。     

从关联理论看直译和意译之争

直译与意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方法和理论,一直以来都被列入相对的位置进行讨论其优劣,成为翻译界一直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从关联理论出发,探讨直译意译两种翻译方法的关系。直译意译翻译方法的选用取决于翻译过程中原作者意图与译文读者意图,两者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动态统一的。     

汉英典故成语翻译刍议

由于汉英文化差异及词义差别,典故成语的翻译一直是翻译实践中的一个难点。笔者从修辞角度着手,提出了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直译、直译与意译结合、直译加注解,将典故故事融合于正文中,意译和套译等不同的翻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