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公共政策的公民参与制度变迁考察

新中国公共政策的民众参与制度经历了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以政治运动为特征的公共政策“人民参与”机制，改革开放至今的以非制度性参与为主导的公共政策的“市民参与”机制两个阶段。强势分利集团的非制度性政策参与导致了制度性政策参与成本的高昂，使得当前的公共政策参与机制存在着进入诺斯路径依赖Ⅱ的危险。公共政策的公民参与制度的意义明确揭示未来应以制度性参与为主导的公共政策的“公民参与”机制作为制度变迁方向。这有赖发轫于政府强制型制度变迁与民间诱致型制度变迁相结合的变迁路径得以实现。     

中国环境政策变迁逻辑与展望——基于共词与聚类分析

基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政府需要以环境政策等社会规制手段进行治理。自1973年以来,国家及各部委先后颁布了三千余项环境政策（不包括各省市区的环境政策）,用以全面推进环境治理,提高我国环境质量。运用共词与聚类分析的研究方法可以展示政策聚焦点的变迁轨迹,反映出我国环境政策的变迁逻辑。研究发现：中国环境政策变迁经历了“开创”、“调整”、“战略发展”、“深化”和“稳定成熟”五个阶段,显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尤其是大气污染治理能力日益提升。同时表明,生态保护政策在特定时期成为政策热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日趋完善以及环保标准体系日益健全等政策演进规律,这对以后的生态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机制发展演变--兼论欧洲大国地区安全领导实践

经过长期磨合与演进,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已发展成为包含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机制和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PCESD）机制的框架体系,其中 PCESD 是基于 CFSP 的变迁和发展。通过 CFSP 的实践,促进了欧盟一体化的总体进程,强化了欧洲意识,坚持了（有效的）多边主义。在此过程中,由于依托“强大的欧洲”符合自身的安全、发展和治理等利益需求,法英德三个欧洲大国发挥了国际领导作用。尽管这个机制还存在效力不够等尴尬,并且其制度性缺陷、国家间性特点及受美国制约的状况在短期内还不会彻底改变,但是,它毕竟是主权国家时代通过正确的方式建立共同防务的勇敢尝试,其借鉴意义值得肯定。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倒逼与反倒逼：精准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以贵州T县与河南C县的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为例,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基层实践中,因责任推卸、僵化服从和模糊治理等科层制体制惰性,导致了政策“变通”、政策“悬浮”和“边缘人”谋利等问题,自下而上倒逼着地方政府进行扶贫体制机制的改革。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压力与社会压力,通过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整合体制力量与社会力量,再造了精准扶贫的组织结构和识别流程等,有效地在反倒逼中实现了扶贫体制机制创新和扶贫政策的纠偏。精准扶贫由“非精准化”向“精准化”的变迁过程,根本上反映了转型期国家治理中存在自上而下体制认证的不足和自下而上社会认证的缺陷,需要整合体制与社会力量,建立体制——社会交叉认证模式,以提升国家认证能力,实现精准扶贫的精准化。国家认证能力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体制与社会力量在国家认证能力建设中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从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利的视角探索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实践路径。     

安全—发展关联视域下的边疆安全治理

我国边疆安全治理的基本目标是保证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安全政策与发展政策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建立在牺牲“发展”政策基础上的“安全”政策是“虚幻”的,同样建立在牺牲“安全”政策基础上的“发展”政策是“脆弱”的。为实现我国边疆安全治理,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和合共生”和“多元互动”的边疆安全治理战略。     

邻避冲突引发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与改进策略

面对“建在或将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设施,社会民众与地方政府易形成“冲击—回应”模式,促使地方政府产生停建、迁建、改建、缓建的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为地方社会治理带来巨大隐忧。本文运用fs-QCA对选取的40个具有明确非常规政策变迁结果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来自组织、主体、客体、社会、文化五组变量的因素拟合成九条主要路径,相互交织、同频共振,促使地方政府以“压力—回应”模式主动开启非常规政策变迁。同时,文章亦从地方政府、冲突群众、新闻媒体构成的“邻避三角”出发,提出冲突消解策略,为地方政府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回应民众诉求,消解邻避冲突提供建议。     

政策网络治理:理论、模式和策略

政策网络治理是政策网络理论与治理理论研究相结合形成的新的治理流派.与科层和市场相区别,政策网络治理有着不同的理论和模式,是公共治理的一种新框架和新模式,代表着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的深刻变迁.但政策网络也可能存在治理失灵的问题,成功治理的关键在于有效管理政策网络,选择运用各种策略,避免政策网络治理失灵,提高治理的效果和水平.     

我国应急管理机构合作关系演化与变迁 ——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辨析我国应急管理机构的分布结构,厘清应急管理机构的合作网络关系演化和变迁,对当前推进我国应急管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北大法宝”网站以“应急”为关键词检索和筛选后的312份应急管理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视化地呈现了我国应急管理机构合作网络关系演化和变迁过程,并对合作网络的“点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网络密度”“网络聚类系数”进行了测量。研究发现：我国应急管理机构合作已呈现“多元、扁平化”的治理趋势,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多主体合作治理新格局。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变迁:演化、特征与经验——基于1978-2019年国务院政策文本分析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方略和中国经验。基层社会治理政策涉及的领域众多,为准确提炼出其核心内容,本文基于文献关键词的主题聚类结果,选取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文本,通过发文时间、类型分布等计量分析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变迁总体脉络。运用NLPIR汉语分词系统对政策标题进行文本深度挖掘,根据政策热点主题和政策变迁趋势等,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演化分为恢复重建阶段、宏观调控阶段、重心转移阶段和系统推进阶段。基于多源流理论探析政策变迁中问题源流、政治源流与政策源流的耦合特征,发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从形式、动力、主体和目标四个层面逐渐形成了突发性变迁与渐进性变迁并存、内生性驱动和外在性拉动结合、党依法执政与政府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问题为导向创新的中国经验,为发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优势提供有益借鉴。     

基于改进高斯混合模型的运动目标分割算法

基于“制度-话语”研究视角,对1949—2021年农业转移人口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考察不同制度情境下政策话语转化为治理实践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受不同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农业转移人口政策经历了巩固政权的政治主导逻辑、发展经济的市场逻辑以及共享改革成果的社会逻辑的演变历程。政策制定者的情境认知与官方传媒和大众知识结合,建构了农业转移人口“非法流动者”“农民工”“新市民”的社会身份,并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化为与之对应的城乡分治、城乡二元以及城乡一体的制度安排,与嵌入其中的政府治理行为共同促成农业转移人口严格管制、规范化管理以及包容性治理的历时性治理变迁。     

沟通式动员：县域上下级政府间政策协商机制及其功能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客观上导致了政策变通和体制失衡等现实困境,然而在县域治理实践中,上级“层层加码”的空间也是下级“讨价还价”的空间,上下级之间存在着沟通式的政策动员机制。构建了“外部压力—内在共识”的分析框架,以C县公共政策执行为例,剖析了县域上下级政府部门在谈判过程中的沟通机制,探讨了上下级协同治理的执行效果。研究发现,客观性归因、组织化协调、制度性反馈、差异化激励等沟通式动员,在上下级之间构建了层级责任连带、主体责任内化和集体行动共识的政策执行单元,上下级政策主体围绕共同的政策目标达成执行共识,由此形成了运动式治理常规化、非问责体制有限动员和地方执行自主性空间三种政策动员效果。沟通式动员,作为多层级单一制政府体制压力传导的缓冲机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策实施路径,实现了政府体制的自我调适、增强了政府体制的制度韧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党中央出台一系列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国家不断加大投资,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依然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相关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长效性难以保障的问题。实现“美丽乡村”,要完善相关村规民约,建立健全治理机制,发挥基层党组织优势,稳步推进治理工作,建立长效监护机制。     

公共治理理论：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角

从目前食品安全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指出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都有可能在治理食品安全时失败，而食品安全治理是一个政府、市场、社会通过某种“制度安排”对食品安全实施“共同治理”，从而保证消费者获得他们期望的安全食品的过程。因此，将食品安全问题引入公共治理分析范式，提出政府、食品生产企业、第三部门等组织间互动协调来实现对食品安全的治理，并构建了新型的食品安全政策体系。     

契约治理:现代政府的治理变革

随着社会的变迁与治理理念的发展,传统的“命令式”政府行为模式正在向现代的“契约式”模式转变。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契约治理打破了以往政府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格局,增强和提高了现代政府的民主合法性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但由于缔约双方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契约治理模式中也存在着交易成本、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寻租腐败等潜在风险。因此,设计相应的防范机制,如承诺机制、激励机制、透明机制、代理权竞争机制等,对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 ——以Z市J区Y镇为例

以耕地“非粮化”面积达90%以上的Z市J区Y镇为案例,研究了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研究发现,“单兵突进”的征地拆迁政策、“效力渐弱”的种粮补贴政策和“前后矛盾”的地方产业政策都是影响耕地“非粮化”的重要因素。建议从整体性视域出发,采取构建整体性政府行政机制以恢复农田系统、补贴政策由“种粮”向“收粮”转变、强化系统治理以统筹产业发展与耕地保护等治理对策,以有效解决耕地“非粮化”问题。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研究进展

中国农业发展与环境之间存在严重矛盾和冲突,突出问题是农业面源污染日趋严重。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成因和治理政策措施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来源结构日益多样化、区域异质性特征显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变迁和政策因素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成因;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政策措施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主要政策手段。农业面源污染的成因、农业补贴“新政”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创新,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演进逻辑 ——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视角

[提要]为研究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揭示其变迁历程、表现特征、作用机制和驱动因素等方面的演进逻辑,本文借鉴“间断-均衡”理论,构建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民族地区2006-2020年基本公共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与细致梳理。研究发现,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过程经历了逐步覆盖阶段（2006-2010年）、适度调整阶段（2011-2013年）、稳步提升阶段（2014-2017年）和2017年以后的优质发展阶段。政策变迁体现出“间断—均衡”与延续性并存、地方政策耦合协同中央政策、注意力驱动政策选择等逻辑规律,体现出一定的中国特色。在此基础上,对“间断-均衡”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缮,对增强“间断—均衡”理论解释力以及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加以实践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农地制度改革中的村治结构变迁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经历了运动式的规模经营、家户制的个体经营和市场化的规模经营三次大的农业经营制度变迁,村庄治理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三次嬗变。农地规模经营背景下,内生型工商资本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具有多样性,而外来资本对村庄治理结构的冲击,使得村庄经历了治理主体的非对等性进出、治理资源的非均衡性流动和治理方式的非规范性建构。研究发现,村组织、地方政府和国家政策是影响现阶段村庄治理结构的重要变量。因此,本文拟从坚持村社自主性、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发展基层治理体制、优化惠农政策的实施细节、培育内生型新型经营主体和追踪总结试点经验几个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以回应村庄治理结构的变迁。     

接点治理：论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村民评议”——对湘西B村的个案研究

作为深入乡土社会的“事件”,精准扶贫触发了国家政权和乡土社会之间的分歧。在数字化治理技术与乡土生活模糊性之间、国家正式权力与农村内生秩序之间、“区分逻辑”与乡土社会“平均主义”之间,两者存在明显差异。面对分歧,农村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采取“村民评议”制度形成“接点治理”格局。研究发现,村民评议形成的接点治理主要包括以下治理机制：以熟人社会构成治理的信息机制,以多元主体参与构成治理的权威机制,以协商讨论构成治理的合法化机制。这一制度创造了新型制度场域和治理接点,有利于实现国家政权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融合。推进对湘西B村“村民评议”的个案分析,发掘其中的治理机制,完善其中存在的不足,实现从接点分离到接点融合,推进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