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藻对于西方几何传入我国的贡献

李之藻被称为明末天主教在我国开教的一柱石,其在与西方传教士接触的过程中不仅给国人介绍了大量西方宗教知识,而且还介绍和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知识,特别是关于西方几何的知识。这其中不仅有《几何原本》中的内容、阿基米德研究过的内容,而且还有西方早期画法几何等,因此,他的工作完全可以与徐光启的传播工作相媲美。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将翻译作为“学术传教”的一种手段,将大量的西方宗教和科技著作译介入中国,同时将中国古代典籍和文献著作等输出至西方,形成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并存的局面.客观上,这是中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主观上,这与传教士自身的人格魅力和知识素养有着紧密的联系.     

传教士和汉学家在《论语》翻译及诠释中的文化挪用

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在《论语》翻译及诠释中的文化挪用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用西方宗教和哲学概念翻译及诠释中国思想;证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的一致性;借助翻译和诠释塑造中国文化形象.《论语》翻译及诠释中的文化挪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也要反对其抛弃原文精神实质的滥用.     

《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经典翻译扮演了很突出的角色.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把大量西方科学、哲学、宗教经典译成中文.同时,他们还把中国哲学经典翻译成西文.儒家经典在西方的第一个译本是<孔夫子>,文章第一部分简略地介绍文本翻译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传教士对<四书>的特别定义,第三部分试图考察耶稣会士的译文与新儒家对<四书>的诠释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是对全文所作的一个总结.另外,文章对西方传教士所做的诠释选择跟他们本身思想和传教策略的联系,也给予了适当的关注.     

翻译与宗教的互动关系探析——基于儒经西传的视角

中西文文化交流由来已久.自16世纪末起,传教士出生于传教的需要而弃介儒经,引发了持续至今,规模相当的儒西传盛事.值得注意的是,由众多的译本来看, 儒经的翻译不同程度上受到传教士自身宗教信仰的影响.让人深思的还有,在西传过程中,不少传教士或多或少接受儒家思想;而部分传教士的弃介活动遭到宗教组织的反对,并引起罗马教廷与清廷的对立.文章通过以上史实与相关译本的分析,论述了翻译与宗教的互动规律:宗教启动翻译,催生翻译家;宗教信仰直接影响译者对文本的解读及其翻译措辞与总体策略;翻译活动可以促进宗教文化的扩容或导致宗教冲突.     

卢戆章·赵元任·中国语文现代化

元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陆续到中国来传播西方宗教。为了传教,传教士必须学会中国的语言,而中国的汉字不能表音或不能正确表音,各地方言土语又妨碍着汉字的正确读音,用他们熟悉的拉丁字母(即罗马字母)记录和拼写中国话,是他们最容易想到和做到的事情。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     

明末王徵的翻译出版活动及其历史影响

王徵是我国明朝末年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他一生翻译著述很多,尤以和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翻译合著和策划出版的<西儒耳目资>与<奇器图说>影响最大,书中最早介绍了欧洲音韵学、西方力学和机械学,并总结了我国汉语音韵学和机械技术.这些翻译出版活动,在中西文化交流和西学东渐史上起了开创性的作用.     

明末西方传华火器倍径技术应用及其影响

明末西方传华火器技术包含了很多方面,火器倍径技术是其核心技术之一。火器倍径技术在西方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过程,最终依托传教士作为载体传播到了明朝,并深深地改变了明代的传统火器技术和知识,使得中国传统火器技术从明末开始走向现代化。《西法神机》和《火攻挈要》完整的记载了西方传华火器倍径技术,并且在明末的军事实践中多有体现,对明末以后的火器技术也影响深远。     

论“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卫礼贤

在近代西方在华传教史上,传教士往往充当了帝国主义侵华帮凶的角色.但也有一些传教士热心沟通中西文化,为传播近代科学尽力,卫礼贤便是这样一位较为特殊的传教士.他是传教士、是教育家、是汉学家,人称"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是值得肯定的中国人民的朋友.     

吹向西方的东方杏花--庞德等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吸收与传播

本文梳理了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的儒学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之后,主要介绍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兼学者庞德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儒学著作的翻译及其在他宏篇巨著<诗章>中的运用,看出庞德一方面把中国古代文化看成是他思想和艺术追求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又把孔子的儒学看作拯救西方的一剂良药.庞德一生致力于把中国古代文化介绍到西方去,让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传播,使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大放光彩.     

再谈无“是”即无逻辑——答程仲棠先生

古汉语中没有系词,这是中国古代没能产生类似于传统词项逻辑推理理论的重要原因.程仲棠先生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它的错误在于把逻辑载体当做了逻辑本体;逻辑本体是客观的、唯一的,语言是逻辑的载体,不同的语言可以承载相同的逻辑本体.程先生的论证有失偏颇.第一,某种语言可以表述一种逻辑并不意味着使用这种语言就可以发明出该逻辑.第二,“逻辑本体”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对于逻辑学来说,它是一个不必要的假设.第三,传统逻辑的规则产生于自然语言的用法,古代汉语的特点使得中国古代先贤未能发明出类似于三段论那样的逻辑理论.     

也谈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与张建军先生商榷

文章是对张建军在<从"逻先生"看"德先生"与"赛先生"--关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对话>一文中显示的"演绎主义"思想的批评,指出(1)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在人们的认识中它们各自发挥着自己的特殊作用,谁也无法取代谁;(2)世界逻辑史的发展以及20世纪60年代非形式逻辑的创立和发展,都证明了"任何大逻辑观之‘大'都是在演绎逻辑基础上的发展"的说法是错误的;(3)21世纪辩证逻辑将成为逻辑发展的主流;(4)台湾学者殷海光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所处的台湾的社会、政治背景和他本人的世界观;(5)毛泽东在推动新中国逻辑科学的发展上功不可没.     

论金岳霖对我国现代逻辑的贡献

金岳霖先生在中国最早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罗素的逻辑演绎系统,将数理逻辑引进我国,讨论了逻辑系统的完全性、一致性和独立性,并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新的、有价值的见解,堪称我国现代逻辑的奠基人,为现代逻辑在我国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双重理性视阈下近代中国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以“格物”“致知”等形式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格物”可理解为追求工具理性的昌明,“致知”可理解为促使价值理性进入澄明状态。到近代,仁人志士们发起的救亡图存运动中,他们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多有误读甚至忽略,致使相关变革不够彻底或是失败。基于此,通过深度剖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逻辑,在深刻总结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4个典型历史事件基础上,运用历史分析法、逻辑归纳法、分析比较法等,揭示了近代中国走向进步的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研究认为,这一理想化的逻辑理路可作如下表述:一方面,通过工具理性的“格物”,人们可以发现“致良知”和“致真知”等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另一方面,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一旦进入澄明状态,又能够驱动社会发展的“六驾马车”向前发展。对照上述逻辑理路,洋务运动遭遇了双重“水土不服”,仅仅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半架马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遭遇另外两种“水土不服”,是“无根”的事业。相比之下,陈独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请出“赛先生”和“德先生”,在重拾传统智慧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进步开启了新的一页。     

逻辑叙事:历史的比较和学科的比拟--兼评马佩老师的逻辑观

中国西方逻辑的研究有两次引入,二次断层,西方逻辑的发展则有三次高峰,一次断层.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主要在其批判性,而不是对逻辑的普遍诉求.逻辑的发展是一个学科依赖的过程,分别依赖于语言、数学、自然哲学和法学,法学有可能成为逻辑学发展的新模式.辩证逻辑是哲学逻辑的一个分支,保持自由的心灵是发现和发明的条件.     

略谈中国早期民族史学科的构建--以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前后,随着日本以及西方史学理论的不断传入,中国学术界按照西方学科模式对各个学科进行重组,而中国民族史学科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林惠祥先生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民族史进行分析归纳,构建了前所未有的中国民族史学科的新型框架。     

侨词来归与近代中日文化互动--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

在中、西、日文化互动过程中,有一批汉字术语经历了从中国古典词-传输日本-日本借以对译西洋概念,使其内涵发生近代转换—转换后的该汉字术语又传输回中国。此种"侨词来归",正是中日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东渐而发生互动的一种表现形态。本文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阐述此一论题。     

西部大开发地域的生态—经济区划探讨

西部大开发是当前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要在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西部的经济建设 ,西部地域的生态—经济区划是规划西部大开发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料。根据生态和经济条件的相似性、差异性来进行西部地域的生态经济区划 ,适宜用三级区划系统 ,即自然区域—气候带—生态经济区。根据气候和地貌的综合状况及其主导因素 ,可将西部地域分成三大自然区域 :季风森林区域、干旱草原荒漠区域和青藏高原区域 ;再根据气候条件 ,三大自然区域分为 1 2个气候带 ,各个气候带根据生态和经济条件的差别可分为 37个生态—经济区 ,并简要说明了每个生态—经济区的基本情况和西部大开发中可起的主要作用。     

试论我国古代与民国时期的西部开发

作者采取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研究方法,认真梳理分析历代封建王朝开发西部的主要政策方略和实践举措以及孙中山先生开发西部的构想,客观公正地评价其对当时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其遗留下来的历史发展障碍,企图为我国政府制定21世纪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论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方法论和当代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应当在客观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和理论发展内在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转换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和脱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价值立场,是客观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前提和基础。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哲学和社会运动的关系是我们客观地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运思逻辑的关键,强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对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