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及其对中国翻译史的贡献

阐述利玛窦首创中西结合翻译介绍西方科学文献的历史,首次将“四书”外译,开创中国典籍外译的先河,同时培养了许多翻译人才。以他为首的西方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形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西方逻辑的输入与明末文化思潮

明末西方逻辑的输入是中西文化第一次碰撞的产物.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也把西方的逻辑学介绍到中国.对于传教士来说,译介西方逻辑是为传播宗教服务的.而具有科学思想的中国士大夫显然有别于传教士,如果说徐光启翻译西方的演绎逻辑是翻译西方科学的副产品的话,那么李之藻翻译<名理探>则是为了矫正明末空疏的学风.     

试论中国传统出版业的近代化进程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和西方造纸、印刷技术及设备的传入,西方传教士在华出版业兴起,传统出版业开始走向近代化、机械化、规模化。传统出版业与近代传教士在华出版业、官书局出版业、民营出版业互为促进,有力促进了中国传统出版业的近代化进程。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将翻译作为“学术传教”的一种手段,将大量的西方宗教和科技著作译介入中国,同时将中国古代典籍和文献著作等输出至西方,形成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并存的局面.客观上,这是中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主观上,这与传教士自身的人格魅力和知识素养有着紧密的联系.     

后殖民译论下的明清来华传教士翻译策略研究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是在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是其“学术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角度研究来华传教士在译材选择中的主体性、文化杂合策略的运用以及译者文化身份的认同等问题,探究其传教策略与翻译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     

译名中的话语运作与文化互渗——新教传教士对《论语》书名及"孔子"称谓的翻译与解释

五部新教传教士的《论语》英译本历时百余年,在《论语》书名及“孔子”称谓的翻译上,亦经历了从“音译”到“意译”的变化。然而,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传教士都必然或隐或显地将基督教话语融入其相关的翻译与解释之中。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正是通过在西方语言中被命名的方式,儒家思想才得以进入西方文化的概念系统并持续不断地留下其意义的“踪迹”。     

翻译中的异域经典重构——传教士《圣经》汉译的经典化策略研究

从唐朝到1919年《圣经》和合本的出版,传教士译者一直在为顺应中国的文化语境而寻找恰当的《圣经》汉译经典化途径,其翻译策略经历了全盘汉化、话语独立化和适度“道儒化”三个阶段。作为《圣经》汉译的权威译本,《圣经》和合本是传教士译者们经典化努力的结果,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译者权威化、文化和合化和译本文学化三个方面的合力。     

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述略

伴随着中国东北的营口开港,西方列强势力的侵入,基督教传教士也纷至沓来,传教布道,创办学校。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基督教会在中国东北创办了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女学到大学等体制完备、制度健全的不同类别的学校。其目的在于传播宗教,以"基督征服中国"。同时教会学校对中国东北教育事业的发展,客观上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借鉴和促进作用。     

论晚清的小说翻译与翻译小说

晚清文坛早期存在“华夏中心论”的倾向,对西方小说经过一个艰难的认识过程之后才逐渐吸收,大力翻译。与此相联系,晚清的小说翻译经历了从合译到独译、从译述到意译两个阶段。而晚清翻译小说呈现出“翻译中国化”的总体特点,这种特点分为表层文化中国化和深层文化中国化,后者体现在种族存亡意识的突出、中国传统道德的制约、道家出世精神的渗透、绿林精神的移植等方面。     

中国对近代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

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翻译成汉语始于16世纪的耶稣会士,但他们的影响到19世纪衰落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重新激起了中国人对西方军事技术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兴趣.清政府机构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系统地翻译西方科学书籍.同时,西方传教士也在做着他们自己的翻译工作.科学翻译当时产生的直接影响比较小,但它对下个世纪学术界、政治界的风云变幻却起到了催化作用.     

明末清初传教士科技翻译的主体性特点

在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中,西方传教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翻译活动客观上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中国科技的发展。从译者主体性来看,明末清初传教士科技翻译活动具有为我性、顺应性和操控性,这三者的统一构成了该时期传教士科技翻译活动的本质特点。     

从西方的中国形象看西方的文化心理

本文追索了西方人看中国的心路历程,即从“幸福宁静的希波尔波利安人”到美丽的“金羊毛树”和东方乐园,到世界上“最富裕文明的地区”,再到“泥足巨人”,最后到“黄祸”与“赤祸”,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打造经历了从神化到理想化再到丑化与妖魔化的历程,而不管西方人打造了怎样的中国形象,其实都显示出或向往、或崇拜、或恐惧、或仇视的文化心理。在这种文化心理的驱使下,中国人忽左忽右、忽明忽暗的镜像还会持续下去,“接触中国”、“遏制中国”的呼声还会持久交替。     

“翻译中国”的文化政治——从“翻译方向”的优劣之辩谈开去

21世纪,中国翻译的使命发生了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历史性转向,这使得中国的翻译主流方向出现了从“译入”到“译出”的大逆转。为了应对翻译中的这些变化,坚持译学反思和译学科学发展观尤为重要。翻译方向优劣之辩有深厚的历史社会政治原因,“译入母语”原则流露出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和语言文化霸权。对“翻译中国”的西方歧视之音,中国译界从20世纪的无声到21世纪的发声,既折射了中西文化结构的流变,也标志着中国本土译者主体性重建的心路历程。因此,在新时代语境下,中国本土译者须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积极主动地承担具有文化抵抗性和自我赋权的“译出母语”翻译。     

涵化与本土化：18—19世纪法国文学界对中国诗歌艺术的诠释

近代法国文学界在中国诗歌法译实践中认识到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在意义和语言形式上均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认为“诗不可译”。尽管如此，再现中国诗歌的意境和语言之美仍然是法国文学界的理想。18—19世纪中国诗歌法译有三种模式：传教士的索隐式翻译、专业汉学家的学术翻译和职业文学家的自由翻译。索隐式翻译是一种策略性偏离，汉学翻译力求忠实于诗歌原意，自由翻译则是创造性接受。从美学角度看，三种翻译模式之间并无明显界限，法国文学界对中国诗歌艺术的接受呈现涵化和本土化两个面相。涵化的典型案例是《玉书》发行，推动法国诗歌从格律体走向自由体；本土化表现为中国诗歌通过法语语言再现，意境符合译者所在时代的审美趣味。     

“礼”的英译问题研究

数百年来,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翻译的儒家经典英文译本众多,但从儒家重要的思想概念之一“礼”的翻译来看,其中的曲译和误译现象十分普遍,原因是译者大都局限于字面意思,没能做到从汉民族历史文化的角度去透彻理解和翻译儒家思想。这种翻译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媒”的作用,但并不能传达出儒学真谛,据此西方读者无法真正认识儒家思想,这极不利于儒家思想的外传播。     

十八世纪中国的汉学与西学

(一) 由晚明到晚清,确切地说,由十六世纪末利玛窦等被准许进入中国内地算起,到上个世纪末中国大批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以前,这三百年间的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往,主要媒介是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假如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跃程度和实际影响,可以被当作一种尺度,用来衡量这三百年间中西文化的交往程度,那末人们便可发现,其间有一段时间呈现的是“空白”。这段“空白”,开端于康熙晚年一再重申各省严禁传播天主教的敕令,直到十九世纪初新     

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在明清之际这个特殊的时代,封闭的国门已经被东西方的交流打开。从1582年利玛窦、罗明坚等传教士开始,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为止的近200年时间里,先后有近500名传教士陆续来华传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裹挟着西学东来,他们的传教等活动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当时的开明士大夫反思中国传统以道德论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探讨中西文化差异。传教士活动成为中国从传统教育走向近代化的催化剂,客观上掀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面纱。据统计,从利玛窦来华至康熙禁教的200年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共437种,其中宗教书籍251种,占总数的57%;人文科学书籍55种,占总数的13%;自然科学知识书籍131种,占总数的30%。这一数据一方面反映了传教士远征中国的主旨,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传教”政策客观上补充了“中学”之不足,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东西之间的中国造纸术:问题意识与研究综述

造纸术是中华民族的杰出创造之一,从东汉时期的“蔡伦术”到近代以来的“四大发明”,再到当前成为学术热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命名与表述反映出不同时期人们对造纸术的文化认知和文化阐释.值得重视的是,在东西方话语交汇的当下,对造纸术的研究不仅关乎传统技艺的科学探索,更在于经由造纸术研究来重新审视东西方之间文化与技术的交流与传播,形成关于“中国化的欧洲”的新认识.     

中国“龙”和西方“dragon”之文化差异与翻译

人们长期以来把中国“龙”译为英文“dragon”。但由于中国“龙”文化和西方的“dragon”文化差异很大，导致了中西文化交往中不必要的误解。文章首先探讨了中国“龙”文化和西方“dragon”文化之间的差异，其次分析了目前翻译界对中国“龙”及西方“dragon”的翻译状况，最后从翻译过程、翻译的本质和任务及翻译中外域文化的可容性规范等角度指出了目前翻译的缺陷，并提出了合理的翻译方法，旨在为中国龙“正名”和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翻译探索一条道路。     

《道德经》翻译传播及其效应的多维考察

《道德经》从18世纪开始日渐广泛地影响国际社会,其译本在国外的文本旅行,逐步融人世界文化观念、日常生活和国际交往中,在相当大程度上展现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从《道德经》的翻译史来看,从传教士翻译为主到中国知识界的广泛参与,体现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沉浮历程;从翻译策略的适应性追求来看,归化策略是《道德经》深化到西方思想的一种有效途径;从翻译传播的社会效应来看,外国学者、普通民众以及中国人日益增强的《道德经》思想认同,彰显了该经之翻译对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