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王朝“中兴”局面的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不仅出现过史家称赞的“大治”局面,而且也出现过“宣王中兴”、“少康中兴”、“昭宣中兴”、“光武中兴”、“元和中兴”、“弘治中兴”、“同治中兴”等“中兴”局面。这些王朝的“复兴”,发生在“大治”盛世之后,面对的是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外族侵扰等内忧外患,为了守住并振兴祖宗开创的基业,“中兴”之主冲决种种羁绊,继承创新,开拓进取,推行“新政”。首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政治制度,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严格选拔官吏,建立德才兼备、廉洁务实的官僚队伍,确保政治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为王朝“中兴”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其次,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轻徭薄赋,扶贫救灾,调整和改革财政经济政策,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为王朝“中兴”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再次,不断调整与边疆各民族和各民族地方政权关系的政策,屯田备边,加强国防力量,为王朝“中兴”创造了安定和谐的外部环境。这些“中兴”之政策缓和了社会矛盾,平息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恢复了国家实力,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中兴”局面,使王朝由乱到治、由弱变强,促进了王朝的苟延残喘,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晚清湘军人物的文化品格研究

晚清湘军人物在追求“圣贤-豪杰”的理想人格框架下不避个性与私情,在晚清政局变幻和同治中兴中展示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分别在个性与合作、守道与救时、忠诚与血性、疏狂与狷守四个方面诠释了湘军人物的理学气派、地域特色与个性魅力,为总体解释晚清史提供了一个文化心理的分析视角,全方位展示了晚清湘军人物的乡贤气象、公义私情和晚清政治面相,但终究无法阻止晚清政治的衰变。     

论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

论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张家成李班传统儒家学说以“明德”为本。儒家所谓的“为学”就是要学作“大人”、“圣人”，儒学的主要经典几乎都是围绕如何学作“圣人”立论的。因而，“为学”的本质内容即是道德修养论。宋明时期，儒学以理学的形式得到了复兴。随着儒...     

以“中国梦”为载体加强工科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梦”的内涵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强国梦、富民梦、国家梦、个人梦的统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以“中国梦”为灵魂,以“中国梦”为载体,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实现其目标。文章通过阐述“中国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分析了“中国梦”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指出了以“中国梦”为载体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

清初,满洲贵族以异族入主,深讳“夷狄”之称。为了笼络士人,箝制言论,清廷努力使思想同化于先进的汉族文化。程朱理学强调“规矩禁防”,具有束缚思想的作用,康熙遂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以统一全国思想。在其政治力量的扶持下,程朱理学呈现了“回光返照”的气象,激起一些排满学者的反感。加之受了“天崩地解”形势的刺激,在当时的学界中涌现出一批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是这一思潮中的佼佼者。对于理学的批判,颜元不同于王夫之、顾炎武。王夫之是“入其垒,袭其辎”,就理学的范畴、概念来批判理学;顾炎武是提出经学以反对理学;颜元则不然,他把以往两千年的学术思想全部否定了,而试图建立以总结社会生活、生产经验为内容的新理论。     

袁枚批评理学与佛教

袁枚是一位思想学术批评家，以理学、汉学与佛教为主要批判对象。于理学重在批评其“道统”之说与禁欲思想，但对其理论不乏客观评价。于佛教则批评其“绝欲”的虚伪与戒律的荒谬。     

论姚鼐思想的两面性

对姚鼐思想的政治倾向，目前学术界评价不一。本文探讨了姚鼐思想的两面性及其成因。文章认为不能把他简单地称为清王朝的御用文人，要看到他与统治阶级相对立、相反抗的一面；他所提倡的程朱理学与清王朝提倡程朱理学的目的和内容都有所不同；他的复古思想不能笼统地评价为落后、保守，还有“以复古为革新”的一面。     

李栗谷对王阳明“心学”思想之融合性传承

李栗谷与李退溪并称朝鲜性理学的“双璧”。作为“栗谷”学派的创始人,李栗谷思想兼容并取,不墨守所谓的正统性理学,细究其理论学说中亦具有极其丰富的王阳明“心学”内涵。以李栗谷思想中的“道本于心”“至善与中”及“知行并进”等理论为中心,可验证李栗谷学说中的诸多理论皆与王阳明“心学”思想是相当契合的,亦具有十分明显的融合与传承王阳明“心学”之特征。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论石介思想的贡献及其时代意义

石介是北宋初期著名的“三先生”之一 ,也是理学的奠基者之一适应宋初新的经济、政治形势的需要 ,大力倡导儒学复兴。他对儒学多方面的理论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其贡献尤其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猛烈抨击佛道二教和腐朽的文风 ,从而为新的思想的产生扫清障碍 ;二是大肆提倡儒学的道统说 ,以此来与佛道的法统说相对抗 ,产生了很大影响。石介的思想已展示出理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我们应该给理学以公正的评价     

柳宗元的“统合儒佛”思想及其复性路向

中唐时期,面对佛教压力,为了复兴儒学,柳宗元提出了援佛入儒,统合儒释的思路。柳宗元认为儒佛相合于“性”,因此要想复兴儒学就必须吸取佛教心性论思想精髓,从“复性”入手,而复性思路的提出为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魏源与近代经世思想的复兴

魏源与近代经世思想的复兴董剑平所谓“经世”就是济世利民、经邦安国、建功立业。经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具体说来，在内涵上它包括以下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一是积极入世的价值观，二是政治本位的人生观，三是佐君教民...     

“辩学”——颜元哲学思想体系内在理路的开端

颜元哲学是一个有着内在理路的思想体系。这个内在理路始于“辩学”对问题的提出与辩驳,经由“明道”之论证,最后落实于“致用”。其中,“辩学”是颜元循着“东林”以来理学批判的余绪,在“经世致用”时代精神的导引下,反思晚明以来“反王尊朱”的学术趋向而根本否定理学,倡导复兴周、孔“习行六艺”之学、教,从而展开其全部学术批判与建构的逻辑起点,这是其哲学思想体系构建的内在理路的开端。     

朱熹对周敦颐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朱熹高是周敦颐的再传弟子，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高的理学思想对我国古代社会末期的文化和教育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但追根溯源，朱惠的理学思想，包括教育思想，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对周敦颐道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本文拟就他们各自的教育目的论和修养方法论做些探讨，以肯定周敦颐在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培养圣贤”与“复性”的教育目的论所谓教育目的，就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人的规定，它具有明显的社会制约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教育的目的是不同的。周敦颐和朱高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提出了有关教育…     

试论欧阳修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

欧阳修的思想及其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以往学界对这一方面的具体研究颇有欠缺。本文从哲学、经学、排佛道三个层面论述了欧阳修的思想，认为：其“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的天人观充满儒家的理性精神，是北宋理学“理本论”的直接理论先导；其以理性精神为标准衡量儒家经典传注的是非真伪，为经学中义理之学学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修本胜之”的排佛道思想，虽然尚无法真正战胜佛道二教的影响，但却为稍后的理学家们加强儒家心性之学建设揭示了方向。因此，作者的结论是认为欧阳修是北宋理学思潮的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     

薛敬之理学思想略论

薛敬之的思想上承河东薛王宣,下启高陵吕柑,侧重于理气之辨,并以“存心”为宗旨。他反对朱子的“理先气后”之说,认为理气相即不离,且互为体用;主张“心”即是理即是善,认为学者首先要“识心”。他的这一“重气”思想和对心体的重视为明代中期儒学及关中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成为推动关学中兴的一位重要人物。     

博习穷擅 自成一家──曾国藩书学管窥

曾国藩尊奉理学，能以理学思想通谋事为人为学，并将理学思想阐释书学种种，被人称之得“真知大源”，其发展方向是欲合刚健婀娜为一体。本文认为曾国藩书学的基本特点是探得书学之真知，谋得作书之要诀深得书学真功夫，所有这些对当今书学者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再论柳宗元与儒学复兴

柳宗元对唐宋思想转型和宋明儒学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主张“宣涤凝滞,统合儒释”的开放创新道路,倡导“文以明道”的古文运动,发扬由我而得圣人之道的义理学;另外,在柳宗元看来,儒释相通、儒道相融、儒子相蓄,主张以宽广的胸怀凝聚诸子学派之精华。同时,他在气化本体论、天人关系、人性论和理想人格等方面对两汉以来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提出了元气自动说和“天人不相预”,主张人性“自然”论,倡导理智和意志相结合的理想人格论,积极应对佛教的挑战,对理学的发展和儒学的复兴起了链接作用。     

太平天国史和湘军史研究的新突破——读《胡林翼评传》

董蔡时教授、王国平副教授合著的《胡林翼评传》最近问世(团结出版社出版)。这是史坛上第一部研究胡林翼的学术专著。胡林翼(1812—1861)是中国近代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道光年间进士,后由林则徐专折奏办,捐升知府,发贵州补用。1854年奉调离黔镇压太平天国,旋即加入湘军。1855年至1861年任湖北巡抚。胡林翼与曾国藩通力合作,指挥和组织了湘楚军攻复武昌、九江、安庆的重大战役,为清政府最后镇压太平天国和所谓同治中兴奠定了基础,被捧为“中兴名臣”,与曾国藩齐名,并称“曾胡”。《评传》共23万字,以胡林翼一生重要活动为主要线索,广泛深入地探讨了太平天国时期和中国近代的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尤其在太平天国史和湘军军事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见解。     

如何理解儒“家”的当代复兴？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家”与家庭关系一直背负着一定的思想史骂名。当代中国学者，比如张祥龙与孙向晨，从不同的角度试图恢复“家”的名誉，强调“家”与“亲亲”意识对于中华文化复兴的根本作用及其对于人类生活的普遍意义。可以说，“家”意识与“亲亲”思想在当代中国已呈强烈复兴之势，其中儒“家”的复兴尤为突出。儒“家”之复兴从本体论、伦理学角度突出了“家”之温暖与柔情，而忽视“家”之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宗教与经济等）的意义及其转换，则为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