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儒学之"体"与"用"

孔门训勉学者,为学固须博学、慎思.究明学术之"体"外,尤当体现其"成德达材"之"用",进而,发挥其"经世济民"之功.是以,宋初胡安定先生倡"明体达用"之说.明末李二曲先生承胡氏之意,而谓:"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儒学不仅体大而思精,本末分明.其"务本尚德"之教化,旨在引领世人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之道,明白而可行.儒家大道,亦广为后世运用,发挥于政治、教育、艺文、工商管理等方面.儒学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学术之主流核心,亦成为历史最悠久、影响层面最为广阔之学术思想.且直接影响于周边诸多国家,而形成所谓"儒家文化生活圈",更随华人之侨徙,而远播于世界各地.故而除论析儒学之"体"与"用"之大端,呼吁儒学同好,为学除当究明其"体"外,尤须体现、恢宏儒学之大"用",以成就"经世济民"之功.     

从学理的角度深刻领悟"三个代表"的新意蕴--兼谈"拒新致思"趋向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和危害

拒新致思趋向主要表现为拒绝承认新思想、新理论和新学说.拒新致思趋向对学蚧和政界都会产生一定的危害.克服"拒新致思"趋向,从学理的角度深夜领悟"三个代表"的新的理论意蕴,对增强学习"三个代表"的思想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论司空图“韵味”说的意蕴及对诗味论的贡献

司空图的"韵味"说是我国诗味论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他提出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象外之象"以及"思与境偕"、"直致所得"等诗学主张,是他对艺术美的独特见解和要求.文章阐述了"韵味"说的意蕴,揭示了其在诗味论发展历程中的贡献.     

"无弦琴"的哲学解构

自沈约说陶渊明有"无弦琴",并时常"抚弄以寄其意"以来,不断被后人寻章摘句、过甚其词乃至玄化,同时也把它与陶渊明的人品和诗品结合得天表无缝,于是都不自觉地否定了陶渊明的"性不解音".其实唐宋文人的"玄解"无弦琴并不是要故作高深,而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不料今人信以为真,以致以讹传讹.要还原无弦琴的本色,必须剥去玄学外农,知人以论世,从其交游交友之道、任真自得之性、人生境界之别、世态人情等方面对"无弦琴"进行哲学解构,陶渊明真乃"性不解音"者,随之也就理解了他的"弄琴"只是率性而为,并无"寄意".     

吕本中"活法"说文本考

"活法"说是中国古典诗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最先提出"活法"说的是北宋天圣二年(1024)登进士第的后期西昆体诗人胡宿(996-1067),后经苏轼等人的进一步完善,到了南北宋之交的吕本中(1084-1145)那里,得到更为全面、系统的阐释,最终集其大成.吕本中对"活法"说进行了准确的界定和探源,并揭示其内容、指出其路径,拓展其影响.同时,吕本中身体力行,将"活法"说贯彻实施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然而,学术研究最倚重者乃语料,而体现吕本中"活法"说之文本语料,在后人的引述时差异较大,导致历代研究者见仁见智,从而对吕本中"活法"说之文本的创作时间、具体内容聚讼纷纭,许多个案至今未能得到解决.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吕本中著作中论及"活法"的诗、文文本以及相关重要言论进行考证,对后人的引述进行厘清和考辨,并在此基础上对吕本中"活法"说形成的大致过程作一个简洁而清晰的描述.     

也谈诗的"常"与"变"

古人说"诗言志"、"歌缘情",这似乎成了千古不易之论.但细而思之,难道所有的文学作品不都"言志"和"缘情"吗?所以,只说诗言志、歌缘情,并没有说到位,没有说清诗歌所以为诗歌的本质.言志缘情可以说是诗之"常",因为如果没有志与情,文学作品就难以成为文学,诗自然也难以成为诗.     

"三个代表"与"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题中之义、基本途径、政治保障、根本目的和思想基础.     

日本右翼势力的"自卫战争史观"辨正

尽管日本右翼势力围绕卢沟桥事变和太平洋战争抛出的"自卫战争史观"--卢沟桥事变"中共责任说"、"国民党责任说"、"共产国际和苏联责任说",以及太平洋战争"ABCD包围圈逼迫说"、"美国阴谋说"、"日美矛盾激化说"等等,均无确凿文字材料可资证明.尽管历史对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还是"被逼无奈"的"自卫战争"也早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但我们仍须对其不时否认侵略历史的种种谬论据实辨正.     

王国维"境界说"中的三个概念探析

王国维的境界说在中国的词学理论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里从"境界"、"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三个概念出发探讨了境界说,其中"境界"是"境界说"的核心概念,是诗人主观世界与外部客观世界相结合的产物;"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则是就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感来说的,主要体现在创作主体与对象的审美关系方面.     

"诗言志"对汉语诗歌音乐本质的规定--借助现象学方法再论"诗言志"

"诗言志"是对汉语诗歌最基本的规定和描述,其中,"志"可同时训为"记忆"、"止于心上" 、"心之所至".因而"诗言志"具有以下内涵首先,汉语诗歌具有"我思"性,即所谓"在心为志";其次,与"我思"密切相关的,便是"诗言志"所体现出来的时间性."志"的三重含义,其实质便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共在,这便是西方哲学中的内在时间形式,这在康德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哲学中得到深入阐述.因此,汉语诗歌不仅仅是一个语言事实,同时也是一个时间事实,是歌唱主体对于世界的时间化感知."诗言志"为汉语诗歌的内在音乐本质提供了规定性,同时内在地规定了了汉语诗歌的言说对象、言说方式以及诗歌阅读方式等.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进退于“理”、“心”之间——宋明《诗经》学发展中的跨越与回缩

<诗经>宋学对传统汉学有了重大突破,并且开辟了较明显的以文学解诗的道路,甚至在明代后期出现了短暂的文学性研究的高潮;但理学自身的"理"心"矛盾又人为地堵上了这条路,使得宋明以后的诗经学在发展上重心偏移,一直没有能回到文学解诗的正途上来.     

汉赋形成的原因初探

以司马相如、扬雄作品为代表的汉代赋体文学,因其华丽的辞藻、繁复的铺排和其"劝百讽一"的篇章结构一直备受批评家的注目.汉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显著的文本特征呢?本文从汉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汉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生存方式和汉人对赋体文学的接受及评价机制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只有站在汉代这个特定的时代才能理解汉赋的创作盛况,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汉赋之美,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     

从宋初政治的崇文倾向看宋诗气质的形成

中唐政治首先出现的重视"内外制"词臣的崇文倾向对中唐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倾向因唐末五代战乱而暂时中断。赵宋太宗、真宗两朝重倡崇文之治,在职官制度层面恢复、加强了对知制诰、翰林学士"内外制"词臣的重视。因此,宋初"内外制"词臣在文学创作中便自觉地将"当代"与中唐联系起来,把白居易当成上天赐予他们的一个绝好的中唐"历史镜像",兴起了宋初诗坛的"白体"之风,使得宋诗呈现出了一种矜持、从容、闲适、成熟的"中年气质",这种成熟的"中年气质"最终成为宋诗基本格调中既来源于唐诗,又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文学特质。对于宋诗承继中唐诗歌之精神气质问题的考察,不妨说是对传统诗史"唐音宋调"说的一种实证,也是在文学层面上对史学界"唐宋变革期"学说将中唐作为中古、近古之分界的一种回应与互补。     

从汉魏笔记小说的“实录”到唐代传奇小说的“作意”、“幻设”看小说家的创作心态的变化

汉魏六朝小说重“实录”,唐传奇则讲究“作意”、“幻设”,即重虚构。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观念变化,使得依附于史传的笔记体小说,一变而为具有虚构意义和主观创作意识的独立小说文体。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唐人“好奇”、“逞才”的心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心态促进了小说家主观创作意识的产生,使之“作意好奇”,逞其“意想”,展示其才华。因而对于小说脱离史传的附庸地位,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小说文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两汉时期丧葬风水信仰

源于战国时期的"葬先荫后"风水观念,在汉代已经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并成为人们解释命运吉凶的一种社会心理模式。镇墓文和买地券所投射出"鬼福及人"观念,也进一步证实风水信仰已经成为两汉时期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而《太平经.葬宅诀》所提出的"魂神还养"理论,则标志着风水理论体系在两汉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从而将丧葬风水理论的形成时间由魏晋南北朝上溯到了两汉时期。     

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论纲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丽"范畴萌芽于先秦两汉时期,"丽"揭示的是一些表面的、直接可感的审美属性,并不具备多方面审美内涵。魏晋南北朝时"丽"范畴逐渐成型,"丽"已有意识地被纳入社会文化审美视野,建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丽"范畴审美体系。唐宋时"丽"范畴走向兴盛,"丽"是唐宋诗、词美的突出感性表征,唐宋诗学、词学理论自觉地对之进行了理性把握。元明清时期是古典美学"丽"范畴的深化时期。主要表现为它在许多艺术部门都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运用,人们对"丽"的审美特征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     

试析汉代的妇女教育

汉代,儒学一跃而为封建国家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及其伦理规范开始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渗透。汉儒们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歧视妇女的传统,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化的"女教"体系。在礼教初兴的时代背景下,汉代妇女除了接受"女德"、"妇功"教育外,还能够学习一些儒家经典。妇女们通过各方面的学习,不仅提高了自身的能力和修养,反过来又冲击了礼教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