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可能

作为公共领域发展史上一个特殊存在形式的网络公共领域实现了公共领域的"大众化"转型,较之于传统公共领域扩大了参与主体,讨论内容也更加多样和全面。它不仅催生了中国公民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且通过舆论压力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治强制行为的发生和国家权力的肆意延伸,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释放社会压力、缓解社会矛盾等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远不够成熟,需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提升网民公共理性和公共情怀,突显其"公共性"本色。     

公民媒体与我国公共领域的建构

分析了BBS、网络博客、移动博客、播客、维基技术等公民媒体的出现与发展,认为公民媒体不仅是对传统大众媒体新闻信息传播的一种颠覆,也使得网络公共领域的内涵得以丰富,外延得以扩大,公民媒体为中国公共领域建构创造了基础和条件,但距哈贝马斯心目中的理想的公共领域还有一定的距离;目前,需要培育网民理性精神,养成宽容、超越的气度,从而进一步提高网民整体素质。     

网络舆情中的“哄客”现象分析

网民借助网络新媒体介入公共事件,表达民意促进舆论发展,是社会的进步。然而在网民对公共事件的介入过程中,"哄客"与公共力量鱼龙混杂的局面成为近年来网络舆情不容忽视的现象。公共力量与"哄客"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合法、是否理性、是否强求"舆论一律"。"哄客"心理与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有关。     

当代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

所谓网络公共领域,就是具有独立、理性评论能力的网民以社会公共事务（特别是公共政治事务）为讨论内容,以网络论坛、博客为主要载体形成的一种公共领域。当代中国的网络公共领域主要具有三方面的政治功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调空间,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参与新路径,推进协商民主的新方式。     

公共理性:协商、公共服务与协同善治

公共理性确立于基本道德与政治价值之最深层次,是民主社会宪政体制的理性前提,是价值多元主义的整合机制。它涵摄着协商与公共服务双重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公众的权利理性、道德走向与精神建构,决定着公权运行者的运权理性、道德姿态与政治智慧。它在实践中以协同善治为价值旨归,倡导公民社会与公权领域携手治理公共事务,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共善"与国家正义事业。     

网络怨恨：虚拟公共领域秩序建构的梗阻与消解

网络怨恨既是一种情感体验,也是一种生存状态。越来越多的虚拟社会现象表明,网络怨恨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弥散,虚拟公共领域秩序建构因而面临着无法回避的现实梗阻。网络怨恨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网络暴力频现,基于网络民粹主义的阶层对抗遭遇激化,同时网络空间出现颠覆性的价值位移。究其根源,网络怨恨与网络世界的平等理念、现代社会的竞争意识和难以克服的现实困境密切相关。需要通过提升虚拟公共领域的公共理性,适度满足网络怨恨的宣泄需求,构建包容性发展的网络监督体系,纠正虚拟公共领域中的价值位移等途径,才能真正消解网络怨恨,实现虚拟公共领域的秩序化运行。     

网络公共领域的秩序建构

当下网络公共领域呈现“主体独立性”消解、“交往理性”缺失和“公共性”异化的状态,因此,建构网络公共领域的基本秩序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建构网络公共领域的基本秩序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完善互联网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实现政府业务流程再造,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增强政府驾驭新媒体的能力,构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新平台;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正面引导作用;培养网民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就网络公共领域的治理而言,合作治理是一种必然选择。     

网络交流对“公共领域”概念的修正

作为一种新的沟通方式,网络交流使哈贝马斯的设想在现实中得以体现,并在实践中对其"公共领域"理论提出质疑.网络从三个方面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进行了修正:网络真正实现了平民化,模糊了性别界限,并且在内容上日益凸显其女性化特征;网络以情感传播方式来寻求理性和正义,从根本上颠覆了哈贝马斯的公共/私人领域概念;网络自下而上的交流方式决定了其差异性,这相对于哈贝马斯对共识、规范和正义的执着更体现出对现代文化多元论事实的尊重.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     

追寻政治理性的社会基础——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探析

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的深层意蕴在于他对政治理性社会基础的不懈追寻.哈贝马斯在这一思想中描述了曾经作为政治理性社会基础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分析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政治理性社会基础的崩溃;提出了重建政治理性社会基础公共领域的构想.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他对政治理性社会基础这一政治哲学根本问题的追寻中凸现.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论上市公司监事提名制度之完善

监事提名制度属于任免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 ,分为提名权享有主体和提名对象资格两部分。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省都详细规定了监事提名制度 ,与之相比我国监事提名制度非常粗糙。因此 ,应借鉴这些经验 ,对我国监事提名制度加以完善     

论证据排除规则与证据禁止原则

文章对证据排除和证据禁止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设立的内在法理根据和价值功能;对英美法国家和大陆法国家适用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的具体要求和法律效果,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对我国的立法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了立法上的缺陷和理论上存在的误区,并对设立和完善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