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混杂”理论看兰斯顿·休斯的诗歌

霍米·巴巴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大师之一,在其鸿篇巨制《文化的定位》中他提出了“混杂”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后殖民理论话语中消解文化霸权和两级对立的有效策略。兰斯顿·休斯是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其文化身份呈现出显著的“混杂性”。在长达40余年的文学生涯里,休斯在其创作的众多文学作品中将黑人的民族身份与“美国性”乃至“世界性”的文化身份混杂起来,书写了多元文化的共存,他的作品也呈现出这种“混杂性”,这一相似之处表明巴巴和休斯在探寻少数族裔文化发展的出路之时,都有着包容的心态：他们坚持多重文化身份,倡导以边缘的繁荣实现对中心的消解,以最终达到各种文化之间真正的平等对话。     

从后殖民视角解读《痕迹》中印第安人的杂糅身份建构

运用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分析厄德里克的小说《痕迹》中美国印第安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追寻,揭示固守本族传统身份和盲目"模拟"白人身份都不能使美国印第安人克服文化冲突导致的身份危机,只有接受文化杂糅,建立"杂糅身份"才能使美国印第安人在文化冲突中得以生存。叙述杂糅、文化杂糅是作者在文本中建构杂糅身份的策略,这种彼此混杂的文化现象暗合了巴巴所述的"第三空间"构想,为多元文化大潮中处于边缘化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思考与借鉴。     

文化身份的消解、重建与回归——以欧茨小说《掘墓人的女儿》为例

欧茨小说《掘墓人的女儿》讲述了主人公丽贝卡在美国隐藏犹太身份、追寻美国身份、回归犹太身份的故事,为我们揭示了犹太移民终其一生在反犹环境下寻求文化身份的心路历程。本文从文化身份的视角,探讨了导致丽贝卡身份变迁的主要原因：第一,丽贝卡从隐藏犹太身份到追寻美国身份并不是美国文化简单地消解、同化犹太文化的结果,而是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历史汇合;第二,丽贝卡回归犹太身份也不意味着犹太移民对美国文化的否定,而是其在理解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的自我抉择,即犹太文化始终以各种方式制约、规范和影响着美国犹太移民。     

《长恨歌》:传统女性性别身份的消解与重构

在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一生的悲欢离合,是对女儿→妻子→母亲三种身份有序演变,这一传统女性范型的温和解构与颠覆.女儿身份的模糊和妻子身份的缺失是作家的性别策略,以彰显主人公在性别关系中的主体位置,置换了男性作家笔下的两性主从关系;薇薇的出场又给作家提供了消解和重构传统母亲角色的书写空间,并进一步解构男权文化想象中的母女关系.王安忆采用的是宽容的"两性共建"策略,这也是《长恨歌》在1990年代女性写作潮流中的独到之处.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美国学者福克斯等人推出的后现代公共管理学说,是一种以所谓的"对话指向"为实质的和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全新的行政理论。该理论的积极意义表现为,其一,提供了一种消解"基础主义"的哲学范式;其二,展示了一条"居间"的行政体制改革的道路;其三,建立了一种"构成主义"的新的决策方法。凡此种种,使该理论不仅为克服西方行政理论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两难选择而开辟了新的途径,而且同时也对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当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文化镜像与华人身份建构——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化问题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重点表现了中国文化这一"他者"如何融入美国语境的问题,表现了中国文化如何与美国文化的碰撞、纠葛和对话。在中国文化的镜像中,华裔得以照见自己的存在,在美国语境之中建构华人的文化身份。美国华裔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复杂和多元,一方面,这是由于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地位不同,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中的中国文化书写和文化身份建构本身也是"一个产出的历史过程",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形势。     

“重述”历史与文化民族主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重述历史的深层机理探究

在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间的冲撞、竞争与融合,使各少数民族文化面临严重的消解风险。出于一种文化自救和族群身份认同的需要,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以重述历史方式确证自我民族文化特质。由于对抗性书写立场和二元式思维,历史叙事陷入"怀旧"性身份政治之中。考察这一现象的知识谱系及其意识形态,是阐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多重价值空间的必要视角,也是观察这种书写现象基本走向的切入点。     

模仿与背离——《模仿者》中辛格对文化身份的追寻

后殖民背景中,奈保尔笔下的模仿不再只是一种殖民策略,其中更蕴含着对强势文化的背离倾向。在追寻自我身份的过程中,模仿与背离构成了一对矛盾,最终在对立和博弈中指向个体的独立与自由。《模仿者》中的辛格一直为文化上的"无家可归"感所困扰,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错位造成了他文化身份的模糊以及自我认知的障碍。文章以小说的故事时间为序,分析辛格对其文化身份的追寻之路,从自觉模仿到拒绝模仿,最终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感。辛格的转变反映了奈保尔笔下的模仿不再只是一种殖民策略,更蕴含着对强势文化的背离。这种背离展现了作者对殖民地人民文化身份的思考,具有文化寻根的意味。     

朱利安跨文化比较“间距”策略的内在路径及其批判

比较文学作为具有强烈实践性、先锋性、开放性和反思性品格的间性学科，随着“居间性”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基础，如何创建基于间在性之上的跨越关系就成为最为关键的环节，在此情形下，参与比较的研究工作者的身份就成了该学科发展最主要的焦虑因子。法国比较哲学家朱利安提出“迂回与进入”的跨文化比较策略，倡导从基于自身立场而经由他者文化来达成自我文化的转换与创新，在不断汲取他者文化异质性元素并持续地对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从而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真正确立起自我的身份，这种寻求异质性的跨文化“间距”策略或许不失为一条可资借鉴的“求异”路径。     

略议孔子的身份认同

文化因素的多元性,往往会造成个体身份认同的矛盾与紧张,但孔子的身份认同却实现了多元文化因素的统一.孔子在周是殷人后裔,在鲁则是宋的移民,但他对周文化及鲁国存在强烈的认同.孔子是传统的继承者,同时又并不排斥新兴礼俗.孔子为恢复周代礼制四处奔走,是一位积极的入世者,同时又能欣赏出世隐者的生命态度.孔子的"仁道"理念,是他消解不同文化因素之间的冲突、实现个体身份认同多元文化相互统一的根本依据.在"仁道"基础上,"用中"的方法,为孔子的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的文化选择模式.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心润之策——论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学梁玖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模式;中国普通高等学校的理论艺术教育学也应有独特的学科结构及其理论内涵。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891年热河金丹道起义中的蒙、汉民族冲突

对1891年的热河金丹道起义,早期学界研究认为,是长江领域的反洋教斗争在辽西地区推向高潮的一次斗争,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是在笔者们梳理史料过程中,发现事实非如前所说,而实为蒙、汉民族间的一次血腥仇杀。蒙、汉民族为此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怎样看待民族冲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2005年度)

一年来,我国法律方法论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展现出新的发展脉络与研究走向。通过对法律方法论的基础理论、法律论证理论研究、非形式逻辑对法律推理研究的影响、法律解释本体与方法的关系、部门法学中法律方法论意识的觉醒与研究、人工智能对法律方法论的影响等问题的综述,概括了法律方法论的最新进展。从总体上,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总结和改进这些不足有助于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吐鲁番回鹘文世俗文书语言数词研究

本文以13-14世纪写成于吐鲁番地区的169件回鹘文世俗文书为语言资料,力图比较细致、具体地展现出回鹘文世俗文书语言数词全貌.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新民族主义”的中日比较

对中日两国的“新民族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两者在产生根源、表现特征和所发挥的政治功能上的异同，认为，中日两国的“新民族主义”都具有狭隘、非理性的特征，但由于中国的新民族主义与国家当前的整体利益不符，所以它并没有成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而由于日本的“新民族主义”与日本右翼力量相融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已上升为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从而更具有危险性和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