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因素决定论”到“道德平静”——论康德的道德心理学

一般而言,康德的伦理学主张,只有出于义务的行动才具有道德价值。但是,针对行为者的道德动机,研究者们却发现在康德那里似乎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解释。汉森就指出,康德所说的道德动机是一种“多因素决定论”,具体而言,其内在构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冲突论”,即理性通过约束感性欲望而促发行动;二是“一致论”,即在理性与感性欲望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下所产生的行动。在两种情况下,行动都可以说具有康德所要求的道德价值。但在前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是压抑甚至痛苦的;在后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却是轻松愉悦的。对此,究竟哪一种状态更具有道德价值？或者说更符合康德的义务论诉求？汉森认为康德的论述并没有提供清楚的回答。道德动机的“多因素决定论”在康德那里确实存在,而它主要体现于康德不同阶段的思考中。但在最终意义上,“道德平静”才是其道德心理学的核心特征,也正是借助这一理论,汉森所说的“冲突论”与“一致论”之争才能够得以较好地解决。     

康德“先天的”和“先天知识”的含义

国际学界对康德“先天的”和“先天知识”的标准解释表明,“先天的”不是指人类天赋的知识或固定不变的结构,而是指理性天赋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和规则。这一解释与康德本人的思想基本一致。邓晓芒先生将“先天的”解释为人类先天的固定不变的结构是不对的。因为在康德那里,知识的结构是按照先天原则和规则在时间中构造的结果。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儒家美学的“本真”生存审美诉求

儒道美学重视人的生存问题,把人,即“此在”的“本真”生存作为最高的审美诉求与审美境域。在儒家美学看来,“仁”的构成境域就是人的一种“本真”生存态势或生命状态,也即“本真”审美域的达成态。可以说,正是从重视人生、珍惜生命、推崇“本真”生存出发,儒家美学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自身生命意识的培养。而“仁”审美域的达成流程其本身就是一种“本真”生存态的生动呈现。     

“自我”与“他者”审美歧途中的“湘西形象”

中国文学中的“湘西形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表现出多重美学样态。其中民俗传奇的“湘西形象”中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态势,深刻的体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审美歧途。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诗意呈现、对湘西子民生存形态的展示实现了对湘西最为成功的“自我塑形”。其作品中浪漫与诗意的民俗湘西形象背后蕴藏着深邃的价值核心,即对于人性的洞察与展现。而当代网络文学中的“湘西形象”书写则表现出一种“他者”视角下,对湘西民间秘闻、诡魅习俗的猎奇演绎与神秘文化趣味,其众多文本刻意塑造出“鬼魅幻象”式的湘西形象,这无疑是对“湘西形象”的一种单向度的书写与审美。     

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牟宗三对康德“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命题的超越

将康德“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命题分成“人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理性所设定”以及“理性是人的理性”四个方面来理解即发现“理性无法理解自己”的矛盾。牟宗三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为化解这个矛盾而论证了“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的命题。新命题的提出说明了物自身的无限性及价值意味，从而为建立道德形而上学准备了条件。     

“德性”抑或“理性”——《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的代词之谜

在《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康德在分为三小段的一长段话中论述了“一般德性”。 在第二小段前面，他使用三个代词sie，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有学者把前两个sie译为“德性”，第三个译为“义务”；也有学者把前两个sie译为“德性”，第三个译为“理性”；这两种译法都未能保持sie含义的一致性。国外学者Mary Gregor把三个sie统一翻译为“德性”，这保持了sie含义的一致性，但存在与康德其他表达不能吻合等问题。这种译法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理性”对于德性义务和德性的规定作用，因而是不适当的。其实，用“理性”来替换“德性”，把三个sie都理解为“理性”，是一种符合语法、逻辑和义理的新思路，它简明易懂，有助于更清晰地表明康德本段论述的逻辑层次关系，解除了逻辑上的循环，也能够避免同其他文本段落的冲突，并恰好与其他文本段落形成呼应。      

“搁置争议”视野下中国海权战略的选择

20 世纪70 年代,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思想,这既是国际政治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自身实力所限的历史必然。“搁置争议”思想提出后,我国当代几代领导集体坚持这一思想,一定程度缓解和平息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为中国赢得可贵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良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为今后我国海权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搁置争议”思想下中国海权发展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黄岩岛”模式、“钓鱼岛”模式、“共同开发”模式、“自我开发”模式既是对“搁置争议”思想的继承,也是一种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选择。坚持和发展“搁置争议”思想对中国海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朱熹人格美育的化育精神

朱子理学美学人格美育在继承儒家仁学化育思想的基础上有独特的发展,其人格美育的化育之道主要是承继儒家的命题,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游于艺”;其化育之方则表现为“学”、“践”、“养”、“化”等基本范畴。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论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该文分别从国家公共治理的价值基础、治理方式、治理者的道德与责任等角度,论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结合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思考了儒家“治道”思想的现代意义。深入发掘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治道”资源及其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与意义,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拓深的课题。     

论康德的“自然”概念及其与“范畴的先验演绎”之关系

康德在不同时期的“形而上学讲座”中阐明了“自然”一词包含的自然对象和本性的双重含义。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范畴的先验演绎”证明第二步,尽管未解决显象与范畴的“异种难题”,但康德对“范畴如何给视为一切显象的总和的自然先天地规定规律”之谜的解决,证明了认知的自然的规律出自人类本性,克服了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事实和价值的二元对立。     

评价论视阈中的良心机制

良心是康德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理应占有重要位置：其一,良心是“自己对自己作出裁决的判断力”;其二,良心以善良意志为根据;其三,良心通过义务意识而对道德法则产生敬重感情。黑格尔从良心“是在自身中反思着的普遍性”;良心是主体“内部绝对的自我确信”;良心是“唯一对我有约束力的东西”等三个方面论述良心。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良心就是社会规范作用于人而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个体良心是社会基本规范的内化,也就是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内化。因此,良心是以个体形态存在着的社会基本规范或社会基本价值观念,也是社会“良心”的个体化形态。作为良心形态的社会规范不是具体规范而是基本规范,体 现着社会理性,表现为精神上的信仰。孟子提出良心的四个层次,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而 “是非之心”则包含承认事实之心和追求公正之心两个层次。良心以情感的方式发生作用。良心的不安就是良心的不安宁,良心以安宁为愉悦,以不安宁为痛苦;良心在个体自我评价活动中常常以不安或谴责的形式发生作用,从而使个体沉浸在某种痛苦的情感之中。发生在个体自身内的良心不安或谴责在实质上体现着社会主体对个体所作所为的不安或谴责。个体用良心作为标准所进行的评价活动是双重的,既是个体的自我评价活动,又是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是以个体的自我评价活动为独特形式的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转化为个体自我评价活动,个体以独特的自我评价活动形式来体现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这就是良心不安或谴责的评价论机制。忏悔是自我评价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良心不安或谴责往往通过忏悔体现出来。历史上的许多名人都具有很深刻的忏悔意识。     

形而上学、人与自然——海德格尔与康德的“先验想象力”

康德在海德格尔解释策略中不过是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追问旅途中的一根拐杖。一切对存在的追问都必须以对人的存在的追问为先导。先验想象力是使对象能够被给予人这样的有限存在者的纯象或发生域,海德格尔以康德的先验想象力为契机绽出存在。在康德根本精神里,由于掺进了先验想象力这种硬性的形式,人在认识上为自然“设立”法度和先天框架;而海德格尔认为,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因其运行尺度遵循内在的规律,最终不以人的认识活动而受制约。在他试图剥离康德在认识上所凸显出来的人全面统治自然的意愿及追问形而上学进程中,康德“先验想象力”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得以消解与演进。     

孔子与“文革”

“文革”的反传统众所周知,何以如此学界却众说纷芸。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选取大同理想、内圣外王、圣人崇拜、《大学》之道、《春秋》立法与“文革”的革命旨向、思想话语、个人崇拜、新人模式、以史代法作相应的比较分析,可显明地看出传统儒家与十年“文革”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表面上是反传统,实质上是儒家思想在现代最大规模的外王实践。     

论康德的“物自身”与“自由”的关系

考察康德的物自身概念，可以分析得出康德规定了物自身的双重蕴含是“不可知”和“可思”，并依此区分和稳定物自身与现象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物自身为自由提供存在的根据并使自由与自然规律得以共存：正是这种“根据”的关系与意义，使物自身概念有资格随同自由概念进入实践领域；从而共同成为整个理性大厦的拱顶石。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一种经济伦理学观点

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思考“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争议问题。文章探讨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 分析了经济伦理学兴起的原因,论证了经济伦理研究和实践能够与“以德治国”相互促进。     

论劝诫的权力与方法——庄子“心斋”说解读

在《庄子·人间世》首章中，颜回自恃“君子”，力图通过救世责任的主动担当，把自身所拥有的道德资本、智识资本及孔门集团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劝诫的权力，并把劝诫权的合理性与劝诫方法的有效性建基于孔门集团的核心价值——仁与礼之上，以此教化卫君、救民水火。在孔子看来，颜回以这样的方式去劝诫，只可能遭遇失败，而失败的原因不仅来自双方不对等的权力地位，还有其自身强烈的求名之心。面对孔子的质疑，颜回从仁与礼的原则出发，两次调整劝诫方法，都不被孔子认可，孔子甚至认为，颜回在名利心的刺激下，对道德劝诫的执持可能异化为道德暴力，成为“新暴君”。在孔子看来，最好的劝诫不在于植入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而在于劝诫者的自我修养。只有彻底放下“师心”成见，解除道德理性对自我的宰制，复归虚静的内心，才可能启发劝诫对象反省自我、改变自我，从而达成劝诫的目的，这便是“心斋”的思想意义。     

东方美学中的“意象”理论

“意象”是东方美学中的核心范畴,它发源于中国古典美学,同时在东方其他各民族的美学体系中也有具体、深刻的体现。“意象”的美学特征表现为“隐”与“奇”,即象征性、含蓄性、暗示性、神秘性,这也恰恰是东方民族审美思维方式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