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青年文化的诞生——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青年所代表的青年文化是在近代中国青年阶层诞生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内容来看,《新青年》的主题是“青年”和“青春”。这些大量涌现的以“青年”为主题的论述文章,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青年论述”。陈独秀以“青年”命名刊物的用心主要表现为：首先“青年”是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出现的,有着更强的社会功能,更容易成为社会革新的力量;其次,“青年”本身就包含一种以时间为向度的价值评判的可能。因此,一方面,“青年”作为被启蒙的对象,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青年”自身就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在与老年、老大帝国、旧制度旧文化旧道德的对抗中,能更容易获得认同。现代“青年”角色的产生,是双向发展的产物：一方面是社会的角色期待、社会的规范性力量;一方面是青年的自主意识、角色的自我设计。也就是说,“‘青年’并不只是由来自社会的角色期待所决定的,而是由作为角色担当者的学生自身的主体行为与社会的角色期待的互动形成的”。就近代中国而言,作为社会角色的“青年”的形成,与《新青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五四青年通过对《新青年》的阅读,也产生了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就是“青年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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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近代中国科学观发展轨迹探析————以清末民初science概念内涵的演化为中心

中国古代的“科学”一词意味着“科举之学”及“分科之学”,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学者率先用“科学”翻译science并赋予其近代意蕴。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国人或取道日本,或留学欧美,在传播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借鉴日本的翻译方式以“科学”指称近代science,并使其内涵不断演化和发展,其基本轨迹可归结为由侧重阐述“学术分科”观念发展到重视揭示“公理公例”之学,而科学方法论的导入及探索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科学观渐趋丰富、全面,使之具备“学术分科”的形态、探求“公理公例”的主旨以及注重观察、实验和归纳的方法这三个主要方面。     

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

古典中国的礼乐制度,希望通过约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和建构日常生活规则,进而实现等级严明、各安其分的社会政治秩序。从维护政治秩序和落实政治价值的角度看,礼、乐可以看成是“生活中的政治”。人们遵从国家政权所期望的礼治和礼俗并因之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不要政治的政治”之特点。当然,这种“生活政治”也导致了日常生活中私人性与公共性混淆的问题,“公私之辨”的价值张力由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而引发。近代以来,传统礼乐典章逐渐流散,但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对现代社会依然有着多重意义。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     

日本电影《入殓师》中文化主体的博弈

《入殓师》是2009年在美国奥斯卡电影节获奖的一部日本电影,这部电影中隐含了东西方文化的博弈和冲撞,既有对东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表现出西方文化的强力影响。影片中东西方文化的传承和冲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个人主义”和“集体化”的冲突。日本社会长时期以来具有集体化的特点,个人一般作为集体中的一员而存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传承“家”文化的集体化特点并没有消失,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日本企业的家族化。但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主要人物小林,却是一个没有集体文化背景的个人。其次是“罪文化”和“耻文化”的冲突。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认为,西方文化中有“原罪”的特点,日本文化中则有“羞耻”的特点,影片主人公坚持自己的理念,对抗社会和家人要他放弃的压力,坚持自己喜爱的入殓师工作,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西方“罪文化”而不是日本“耻文化”的特点。第三是有关“父亲”的宏大叙事。在有关父亲的表现上,影片在观念的深层表现出了回归日本传统“家”文化的愿望,叙述了小林父子关系从紧张到和解的过程,对“家”文化中血缘亲情关系的保持和传承表现出了非常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     

“科学化”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的传播及学术知识领域的“泛科学化”趋势,中国史家以新的“科学”观念观照中国旧史,发出“中国无史论”,倡导“史学革命”,并以“科学”为标准提出建设近代“新史学”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史学变革明确了方向。     

《石仓契约》字词考校八则

“蓬”并非“降”的异体字,而是石仓方言口语,为丛、堆义;“崩蓬”为崩塌的土石堆义。“达断”并非到达实地确定义,“达”当同“踏”,“踏断”为实地勘察并作出判定义。“的”通“待”(如“的至”),又通“代”(如“的笔”),又通“嫡”(如“的叔”、“的侄”),又通“滴”(如“的水”)。“二比”并非“二相”之误,而是近代口语词,为双方义,与“两造”、“两身”义近。“芳荒地义。“峎”为“岗”的方言记音字,为山脊义。“血”有嫡、亲义,“血业”即谓嫡子嫡孙相传的产业。“粮迫”并非“两迫”之误,“粮”为税粮义,“粮迫”为税粮逼迫义。     

张岱年对中国传统伦理学说基本问题的研究

张岱年先生在国内理论界对中国传统伦理学说基本问题的论争中,提出了自己颇具特色的中国伦理学说的基本问题,即人性问题,即道德起源问题;道德的最高原则与道德规范的问题;礼仪与衣食的关系问题,即道德与社会经济的关系问题;＂义利＂、＂理欲＂问题,即公利与私利的关系问题以及道德理想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力命＂、＂义命＂问题,即客观必然性与主观意志自由的问题;＂志功＂问题,即动机与效果的问题;道德在天地之间的意义,即伦理学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修养方法问题,即道德修养及其最高境界的问题。张岱年先生所阐释的中国传统伦理学说的基本问题,有助于人们对中国传统伦理学说的历史进程和基本问题有个比较整体的把握;对深入研究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弘扬传统美德及建设社会主义道德具有重要意义。     

王安石风俗思想简论

王安石关注现实社会与风俗变化的联系,其集结点就在“流俗”,或称“流行于世的时俗”,是社会发展中种种弊端。其风俗思想与他的改革事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是他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风俗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风俗思想的核心在于济民,在于安业,通过社会发展中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的相互协调．形成美俗、良俗,直指时弊,即“流俗”。其风俗思想既有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时代性与实践性。又有博取众收,对传统文化包括风俗文化的理性审视．经过深入思索所作的批判总结,表现出其风俗思想的独立性、完整性。     

张中行作品中的汉语成语规范问题

从张中行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汉语成语运用中客观存在的一些分歧、作品中直接谈论成语规范的文字和他的创作实践等几个方面 ,可以探讨张中行作品中与汉语成语规范有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可以寻绎张中行的成语规范观     

乡魂一缕入梦遥——张错乡愁诗的别样诉说

张错的诗歌既葆有东方传统的艺术精华,又具有现代新诗灵活多变的风格,其诗的灵魂是乡愁下的忧国忧民,诗的艺术特色是以现代形式表现中国古典性情。     

“张恨水言情小说热”溯源

现代言情小说大师张恨水,其文学艺术生命力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原因是作者把笔植入现实社会的沃土之中,熔言情与社会于一炉,人物形象塑造个性化,运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手法,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小说注重故事性和趣味性的传统.     

传统法律文化的君主义务观及其对责任政府建设的启示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非常重视和强调君主对民众、对天下所负的义务。传统法律文化认为,君主是为"民"服务的,这是设立君主的最根本的目的,也是君主的最根本的义务。君主只有遵循天意和民意,尽自己的义务,民众才能服从君主管理,如果君主不尽义务,民众就可以重新选择君主、反抗暴政。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看来,君主对天下、对民众承担着系统的经济义务、政治义务和文化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使君主权力行使的规范化,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的先天缺陷。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传统法律文化对君主义务设计的有益成分,摒弃其先天缺陷,为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我们必须强调义务在政府及公务人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中居于核心的、根本的地位,树立义务本位的行政发展观,建立中国特色责任政府的义务履行体系,完善义务履行的监督评价体系,实现政府责任的法制化。     

章太炎自由观新探——以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对话为中心

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之一。辛亥革命的理论先导章太炎在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对话中阐释其自由观,以"无待"来理解形上自由,在"一字千金"的《齐物论释》中,通过"我"之成立及其可破,在确立形上平等的同时也确立了形上自由;在认识论领域,通过和《荀子》、《庄子》、佛学等的对话,章太炎对认识上的自由的获得机制本身、人的认识能力、真理、科学规律等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然而其佛学的立场又有将真实的认识论问题的讨论归结为虚幻的心灵构造的嫌疑;在伦理学领域,章氏讨论了自由人格的培养问题,其核心就在于通过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思想,从中挖掘出"依自不依他"的原则,并试图复活传统道德条目以应对现代处境。     

张舜徽在兰州大学

张舜徽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历史学家。生前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一任会长 ,被誉为当代成就卓著的国学大师。他于 1946～ 1949年在兰州大学担任教授、中文系系主任。兰州的三年是张舜徽学术生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通过对他的著作及相关资料的爬梳 ,勾勒出其在兰州大学的学术活动及成果     

章太炎的海外影响

章太炎的海外影响足以说明章太炎的思想资源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在20世纪前半叶中西文化撞击的历史动荡中,章太炎被外国作家视为挑战传统、重构经典中国形象的一种象征,章太炎的政治思想、文化观念在对待民族传统等重大问题上成为重要的世界性资源。在20世纪后半叶传统和现代转换的学术探索中,章太炎再次成为海外学者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改变以往“中方对西方的挑战回应”的思考模式,转向“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中,章太炎成为揭示“五四”和传统关系的重要个案,章太炎及其国粹运动也被视为在深入细致梳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寻找到其内部建设性的动力因素,从而走出中国现代的文化困境的努力。正是这样一些学术思考,使章太炎的“学者资源”成为挑战于“西学东渐”的现代化叙事的重要声音。     

国共和谈中张治中的思想变化及其贡献探析

张治中屡次参与国共和谈,在国共和谈中张治中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中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国民党背离三民主义表示愤慨。促使张治中立场最后转变的原因是中共长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是张治中对中共了解和认识进一步加深的结果,是因为他对蒋介石国民党失望,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所致。张治中为国内的和平停战做出了贡献,重庆谈判期间他为协议达成和毛泽东的安全防卫尽心尽力,解放战争期间他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