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及提升路径——以大别山革命老区金寨县为例

以大别山革命老区金寨县乡村旅游扶贫为例,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文化绩效、生态绩效四个层面构建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熵权法对各指标进行主、客观组合权重确定,并运用综合评价指数法测度乡村旅游扶贫绩效。研究表明:乡村旅游扶贫综合绩效逐年上升;从各子系统来看,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文化绩效依次递减。需要推进乡村旅游扶贫绿色发展、促进乡村旅游文化深度融合、加强社会安全管理和完善乡村旅游扶贫机制,以进一步提升贫困地区的乡村旅游扶贫绩效。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对民族文化影响的模糊分析——基于两头羊、老洞和德夯三苗寨的个案分析

在旅游扶贫背景下,以两头羊、老洞和德夯苗寨为例,利用模糊分析法研究旅游扶贫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旅游扶贫对两头羊苗寨民族文化影响最小,对老洞苗寨民族文化影响较大,对德夯苗寨民族文化影响最大,说明旅游扶贫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影响的同时,与旅游扶贫深入程度也存在密切关系,随着旅游扶贫深入,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程度越...     

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现状及旅游发展模式之选择

四川省民族地区是一个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扶贫任务艰巨的地区。经过三十多年的旅游扶贫开发,扶贫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旅游开发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通过分析全域旅游、智慧旅游、乡村旅游、文化旅游和研学旅行等旅游发展模式的内涵、优缺点和实施步骤,认为四川省民族地区应该发展文化旅游、研学旅行,并以全域旅游的理念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以扩大旅游扶贫的受益半径,提升民族地区的文化软实力,促进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对民族关系影响的模糊分析——以湖南省吉首市德夯苗寨为例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绩效显著,对当地民族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以德夯苗寨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模糊数学分析旅游扶贫活动对民族关系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结果表明:在德夯苗寨旅游扶贫进程中,旅游扶贫表现为推动了当地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改善了当地社会稳定和保护了民族文化等积极影响,模糊分析所占比例为0.4080。但是,旅游扶贫也对民族关系的存在消极影响,模糊分析所占比重为0.3315。     

民族文化与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基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调查

旅游业现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许多民族地区的旅游业还带有一定的扶贫性质。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对当地旅游产业对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旅游产业的发展虽促进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当地居民对旅游业给当地社会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建议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要注重对民族文化的保护。     

旅游扶贫的作用机理及减贫效应探析

旅游对扶贫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为旅游打破贫困地区生态文化资源丰富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两难悖论,给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带来收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就业机会和岗位,带去消费,提高当地人口素质,突破贫困、人口、资源恶性循环等方面。旅游扶贫的减贫效应,主要包括经济减贫效应、社会减贫效应、生态减贫效应和文化减贫效应等。     

试析女性与旅游扶贫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尤为突出。自上世纪90年代旅游扶贫战略在我国各贫困地区开展以来，这些地区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女性化”、“旅游业就业的女性化”以及女性在服务及服务管理的先天性优势等特点，使得贫困地区的女性在旅游扶贫过程中为我国的反贫困做出了巨大的经济贡献和社会贡献，同时也为女性带来了目的地女性商品化、双重工作日以及女性文化的同化和变异等问题。     

旅游产业扶贫开发模式与保障机制研究——以秦巴山区为例

秦巴山区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如何依托秦巴山区旅游资源优势实现旅游产业跨越式发展,并推进秦巴山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持续发展,尽早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意义重大.论文在对秦巴山区自然条件、资源环境、人文历史、经济社会等综合分析基础上,结合秦巴山区旅游资源特色、旅游业发展潜力以及贫困成因分析,进行战略产业选择研究,提出了构建秦巴山区乡村旅游扶贫、景区旅游扶贫、生态旅游扶贫、红色旅游扶贫、三国旅游扶贫、城镇旅游扶贫、文化旅游扶贫、商品旅游扶贫等旅游扶贫开发模式和旅游扶贫保障机制的设想.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应差异研究——基于四川藏区调查的实证分析

四川藏区是我国连片特困民族地区之一,以身处贫困的当地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方式,对旅游发展模式不同的3个旅游社区进行实证对比研究,深入探析了旅游发展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居民的实际经济受益情况,调查了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效应的感知、态度、参与行为和政策评价,验证了不同旅游社区和旅游经济受益的居民在旅游扶贫态度和政策评价上有显著差异等理论假设,提出了提升旅游扶贫效应的对策。     

南太行山区旅游产业扶贫绩效评价及协调度研究——以辉县市为例

旅游产业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在提升贫困人口参与能力、促进当地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实现2020年脱贫目标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文章在对现有旅游扶贫成效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构建旅游产业扶贫绩效评价体系,并以南太行山区辉县市为例,在绩效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之间的协调度,测算了辉县市旅游扶贫绩效协调度,并提出了实现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后发展地区“贫困文化”话语：在学界与公众之间

以文献分析和扎根编码的方法,分析不同主体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发现：部分研究运用“贫困文化”理论以解释经济或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文化表征,使得西方话语构建的“贫困文化”在国内学界话语中发生变形。“贫困文化”逐渐被构建成贫困地区文化的集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集体表征是具有区域性的,倾向于认同经济后发展地区带有这种文化特征;公众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则倾向于个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个体表征主要集中在个人特征,认为“贫困文化”是个体主观意识不强或能力不足所致。同时,对“贫困文化”的认知在学界与公众之间出现趋同也说明,带有发展主义阶序关系的价值评判方式,已逐渐通过话语权力的影响,将“贫困文化”作为区域性的文化表征推向公众认知领域。这使后发展地区的人们成为“贫困文化”的指称对象,难以真正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因此,学界话语有必要在了解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丰富“贫困文化”的基本内涵和表征,从而构建后发展地区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良性关系。     

中国"贫困人口城市化"的趋势与对策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贫困人口主要居住于农村地区,贫困基本上是一种农村现象,城市贫困人口的比例微不足道。但随着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国在农村贫困人口迅速降低的同时,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和比例迅速增长,出现"贫困人口城市化"现象。城市贫困人口面临更多的新风险,其空间分布模式也不同于农村贫困人口,对中国而言,这是一种新型的贫困和新的挑战。在减缓贫困的战略和政策上,中国需要有新的思维。新思维的重点是通过发展和完善正规与非正规的社会保障网络,增强城市贫困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赋予贫困人口机会和权利,并促进贫困人口的参与,减少社会排斥。     

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战略路径选择

位于渝东南地区的黔江、武隆、彭水、酉阳、秀山、石柱等一区五县,既是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又是旅游资源富集区,贫困与旅游资源富集的孪生性致使旅游扶贫成为渝东南民族地区摆脱贫困的必然选择。渝东南民族地区实施旅游扶贫开发,既具有旅游资源优势、"政策洼地"效应、旅游区位优势、逐步改善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生态环境等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自然条件约束、经济基础薄弱、旅游专业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等困境。基于此,提出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3223"战略路径:明确政府、企业、居民三角色定位;加强新农村建设与旅游扶贫、政府投资与民间融资两大结合;突出土家族、苗族两大少数民族文化;在景区带动基础上,采取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旅游三种旅游扶贫模式。     

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文化性"贫困探微

贫困成因分析主要有两个理论取向: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我国城市贫困群体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转型导致的"结构性"贫困.当贫困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并呈现长期化与固定化的趋势时,单纯的结构视角已无法拯救贫困,需要文化解释的介入.当前,城市"文化性"贫困从贫困群体的精神特征、社会交往状况和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三个方面凸现.因此,政府的反贫困政策不仅要消除"结构性"贫困,更应该着手"文化性"贫困的疗治.     

人文贫困的提出及其内涵

贫困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历来是学术界和政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但以往对贫困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经济层面的分析．本文从贫困主体自身的社会文化属性出发，从能力和权利的视角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目的是由过去单纯关注物质贫困转向关注包括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在内的人文贫困。     

大理白族传统文化与旅游业互动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我国的重要任务。尤其对于多民族的边疆省份云南来说,和谐社会建设对保障边防安全、国家稳定至关重要。大理是云南省西部白族集聚地区。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充分发挥白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优势和民俗文化旅游,堪称典范。白族传统文化与旅游业的互动发展对白族地区脱贫致富、社会稳定、民族和睦、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因此,政府应对大理白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和导向,充分挖掘具有利用价值的民族文化产品,并与旅游业挂钩,形成具有明显特色的旅游产品,让白族传统文化与旅游业在互动中得到和谐发展。     

非政府组织与农村贫困的消除

社会排斥描述的是一种由于制度缺失而导致的诸多社会现象.我国目前农村贫困现象非常严重,多年来政府一直是消除农村贫困的惟一主体.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所具备的特点,身处国家体制外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对于缓解和消灭农村贫困现象,提高农村贫困救助的效率,实现农村贫困救助主体的多元化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西部地区农村老年贫困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的调查数据

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1575位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对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Probit模型显示：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因素有共性因素和特性因素,年龄、劳动、政府救济金、财产性收入、低保和子女生活费、子女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共性因素;文化程度、健康程度、自理能力和是否有养老保险是影响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的特性因素;子女数、性别、婚姻状况是影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的特性因素。针对这一结论,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基础医疗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新型“孝文化”,营造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氛围,缓解西部地区老年贫困。     

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及其后果：一项社会文化转型视角的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一项政府性的组织行为和任务,在操作上过于注重经济效果的考量,较少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加以审视,忽视其综合性的特征,应注重整个搬迁过程中社会文化转型的推动力。社会文化的转型使得组织和个体的观念与行动发生改变,也导致了权力的支配方式从显性转变为隐形,且支配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持续加强。所以,当前的易地扶贫搬迁在拆迁与生活安置等实践过程都需要加入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文化治理要素,并慎重考虑贫困群众的意愿与适应能力,做好及时的成效评估,若非如此,则可能产生不愿看见的相应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