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翻译中的不可译性

翻译中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取决于翻译过程中语言之间的对等语或表达方式是否存在。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语言特征、文化背景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不可译的现象在翻译中在所难免。从语言文字特征和文化两个层面对翻译中的不可译性进行了探讨。     

试论词汇空缺的可译性

源语中表达文化异质的词语在译入语中就成为“词汇空缺”。其可译性的基础是各地域文化共同的文化共核、人类思维和语言的普遍性、译者和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开放心理、翻译的性质。不可译性与可译性是相对的,前者在一定条件下可向后者转化。词汇空缺有异化和归化两种译法.其用途不一。     

浅析翻译过程中语言与文化的不可译性

在翻译过程中语言的不可译性是绝对的,而文化的不可译性则是相对的。在特定的条件下,文化上的不可译性可以转化为可译性。从表象上看,文化的不可译性比语言的不可译性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转换性。其实语言的不可译性比文化的不可译性能引发更为复杂的状况。     

语言不可译性与文化不可译性--兼评卡特福特的可译性理论

文章主要讨论了翻译中的可译性问题,并对卡特福特关于文化不可译性最终将由语言不可译性来解释的倾向提出了异议。通过定量分析英语谜语汉译后的可猜测程度,提出了区分语言不可译性与文化不可译性的必要性,以及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     

论翻译中的语言功能、文化介入与不可译性

翻译界素有不可译性问题分为相对不可译性和绝对不可译性之争论。其实,这种相对不可译性和绝对不可译性主要由文化差异引起,并与语言的文化功能、美学功能密切相关,即语言的文化功能造成了语言之间的相对不可译性,而语言的美学功能则从根本上导致了翻译中的绝对不可译性。     

可译？不可译？——译事难题之我见

中英文之间的不可译现象分别存在于语言系统、物质文化以及社会文化几个方面。人类文化在个性之外的共性,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为不可译性向可译性的转化提供了客观条件。语言系统内的翻译难题,如修辞格,可以借助于其它修辞手法来体现,用一种或多种修辞手法来重塑原文的修辞效果。意译、音译加注、改译及零翻译等方法可以应对其它方面的翻译难题。     

从洪堡特的语言观看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翻译可译性与否受到包括语言、心理、文化以及翻译方法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里我们仅从语言的层面来探讨翻译的可译性问题。本文在分析洪堡特语言观的基础上阐述了翻译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关系问题。分析洪堡特的观点使我们对语言本身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可译性(或不可译性)这一翻译观的理解。于是在把对语言的认识与对翻译观(可译或不可译的观点)的理解相结合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例证,本文得出结论———没有绝对的可译性或是不可译性,也不能片面地认为哪一种观点更合理。事实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两者。     

解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从解构主义对文本终极意义否定的角度,针对文本是否存在＂终极意义＂,借鉴当代文化理论中的解构主义和解释学的一些理论,结合翻译研究中有关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研究结果,探讨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提出了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翻译活动中同时存在的一对矛盾体,是语言之间共性和个性的体现。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对立统一使得同一原作会出现多种不同的译本,从而给文学翻译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看待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新的视角。     

不可译性及其转化策略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一直是翻译研究领域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随着人类对语言和翻译的认识及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已经不再片面地强调翻译是可能的或是不可能的,而是表现了一种更为理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目前,人们也许尚可举出大量有关歇后语、幽默语、回文、典故等不可译的实例,但我们深信不可译性并非绝对,在一定时期的一定条件下,通过一定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它确实可以向可译性转化。在此,笔者借助实例探讨了不可译性向可译性转化的三种策略,即语义归化、修辞归化、异化加注。     

可译性、不可译性还是模糊性

通过可译(最低层次)与不可译(最高层次)的对比分析,从人类认知思维的模糊性、人类自然语言的模糊性等主客观因素出发,认为模糊性能在翻译过程中把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有机结合起来,是解决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争论的有效办法。文章把模糊的翻译过程理解为从不可译到可译又向不可译迈进2个阶段,并初步进行形式处理,为下一步用模糊隶属度评价译文与原文的关联度进行量化提供依据。     

可译性问题的新视点:语言共性论

可译性问题是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从语言共性论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可译性这一问题。首先介绍了生成语法学派的强势语言共性论的主要观点,涉及了先验与经验、语言与思维等问题,认为翻译理论的研究必须采取先验性的进路,而非经验主义的进路,而且,人类语言和思维上的共性成为语际间实现可译的必要基础。然后,以强势语言共性论的观点,尤其运用其最新的发展阶段——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MP)的思想,对可译性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思考,论证翻译是可行的,不可译是相对的。     

论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争论的历史伴随着整个翻译发展的历史.文章认为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绝对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事实上是可译的程度问题而不是可能性问题,换言之,不同语际间的转换是可能的但同时也是有限度的.     

不可译性的哲学审思

在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既由于语言的个性而相互对立，又由于语言的共性而相互统一。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不可译性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向可译性发展的趋势，充分发挥译语优势是解决不可译性现象的重要方法。     

翻译：可能性、局限性与不可译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使英、汉两种语言的互译既有可能性又有局限性,甚至有不可译性。随着英汉语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对语言和翻译的认识及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已经不再片面地强调语言翻译是可能的或是不可能的,而是表现了一种更为理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本文就这些问题结合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实际,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分析了变"不可译"为"可译"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加以避免的方法。     

所指的差异与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限度一直是翻译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指出,语言符号的能指是任意的,所指也是任意的,所指的任意性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用以建构概念系统的手段,也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对外部世界任意划分的结果.这一语言的基本属性就决定了不同语言之间语言符号的所指的差异,并导致不同语言符号转换的困难,进而成为对翻译的可译性的限制因素.为克服所指差异造成的可译性限度,人们在翻译实践中运用音译、解释等手段来解决这个难题,而全球化导致的不同语言之间人们交流的加深,促进了不同语言之间所指系统的趋同,从而在客观上将逐渐消解可译性的限度.     

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译学前辈们多次论述了文化的可译性,提出翻译可以做到等值,否认文化的翻译存在限度,站在可译性一极.做为译学后进的本文作者认为翻译存在可译性限度.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很大程度地制约着翻译的等效性.重点研究和讨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这一问题,从问候语和称谓语等八个方面阐述了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说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是翻译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同时又认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     

语言、思维与可译性探讨

通过概括性地比较分析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点,发现人类思维方式存有相似性的同时亦有差异,说明人类不同语言之间是可译的,但同时亦有可译性限度的问题。这表明绝对等值的翻译是没有的。     

中西思维方式与语言逻辑比较

思维是人脑的一种功能,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语言是人们思维和认识的组织者。思维和语言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们说话和行文的遣词造句。英汉思维差异决定了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同特点,只有正视这些个性差异,才能消除文化传播领域中出现的翻译障碍,促进文化的交流。     

文化的可译性：一个相对概念

人类语言的相似性和人类文化的相通性决定了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总体上是可译的。但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文化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便决定了文化的可译性应是个“度”的问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试析隐喻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及不可译性——从汉英音韵差异角度

由于汉英两种语言之间巨大的语言差异，隐喻在这两种语言的转换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译。文章从汉英音韵差异的角度，从隐喻的音韵美感、双关隐喻以及隐喻拟声词的翻译探讨了隐喻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及不可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