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领域中隋炀帝故事研究综述

古代文学领域中的隋炀帝故事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隋炀帝故事主要文本的作者与成书过程研究,以《隋遗录》、隋炀"三记"、《隋炀帝艳史》、《隋唐演义》最受关注;二是隋炀帝故事的文学形象研究,包括隋炀帝及后宫女性形象研究;三是隋炀帝故事的比较研究,包括作品内部不同人物形象的比较及与其他文学作品的比较。     

接受美学视角下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

文学作品翻译是两种文化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学理念的转换.接受美学理论强调以读者为中心,要求读者与原作者、译者共同创造文学作品的价值意义.本文以接受美学理论为背景,针对文学翻译语言规范化与文化适应性不足的问题来探讨翻译中的美学"韵味"及"审美"意义,从而提高文学作品的翻译水平.     

论20世纪末商界小说对"经济人"形象的塑造

文学是人学,问世于市场经济大潮中的20世纪90年代商界小说自然将它的视点投向"经济人"角色.与以往其他文学作品相比,90年代商界小说的作者在塑造"经济人"形象时,更注重熟悉经济人生活,在特定经济活动与关系中刻画"经济人"个性特征,揭示"经济人"本质,塑造新"经济人".     

关于文学作品中“魂与身”模式故事的文化阐释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魂与身"的故事.细加区分,可以将这些故事概括为两种类型:一是人死后灵魂脱体的故事;二是生魂离开活体的故事.文章对这两类有原型结构模式的故事的发展作出简要概括,并试图从文化学批评中的宗教批评和原型批评两种视角对其形成背景作不同的阐释.     

凌濛初"二拍"的叙述模式及其社会蕴含

传统所谓"二拍"的道德说教,其实主要表现了作者在社会生活中体验、感受到的经验或哲理."二拍"独特的"引诗+叙述者议论+入话+叙述者评论+正话+尾评"的叙述模式,多采用冷静超脱的态度叙述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强化了小说借故事以阐明生活经验和生活原则,即传统所谓"说理"的功能.中晚明心学既超越传统道德观念以解决个体自我在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的哲学存在,又普遍具有关注社会和民生的传统社会责任感,人生观和社会观具有内在的矛盾性."二拍"中的"说教",是作者在启蒙思想基础上表现拯世济民之心的具体体现,又与晚明的实学思想紧密相联.     

父子之情与国家公义——王蒙小说中"大义灭亲"的故事原型及其意义阐释

王蒙的小说创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作品数量丰富.在他不同时段的作品中,存在一种"互文"现象,即对某种经验类型、典型场境或故事的反复重复,其中,"大义灭亲"的故事类型在他不同时期的小说中一再出现."重复"是原型的典型特征,王蒙小说中"大义灭亲"的故事,就具有了"原型"的意味和价值."大义灭亲"的故事,最初出现在<小豆儿>中,继而重现于<青春万岁>中,最后在"季节系列"中再度重复."大义灭亲"故事在重复时,某些故事因素被轻微地改写,从而引发了故事语义的变迁.     

苦花苦果挂苦藤,拾荒老人千辛万苦育弃婴

在安徽省淮北平原大地上,发生在拾荒老人黄文选和他收养的两个女弃婴之间的真情故事,感动了许许多多人……拾荒老人先后捡回两个女弃婴     

小说中人物对话的文学语用分析——以《弗朗西斯·麦康伯的短暂快乐生活》为例

将语用学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欣赏,对小说中的对话选段进行语用分析,能使读者深刻理解故事中人物性格、思想、人物间关系、故事情节的发展及作者的主观意图,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小说,体会作者独特的写作风格。     

李白本事与故事探源——以"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为例

李白"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的"本事"与"故事"值得追根溯源,仔细探究."御手调羹"有本事记载作为支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龙巾拭吐"很可能是小说家虚构出来的情节,这两者分别与李白起草的两种性质不同的"诏"相关连."贵妃捧砚,力士脱靴"未见诸任何关于李白的本事记载,全出于后世杂史和小说作者的故事性演绎,其与"放还"的关系,应属子虚乌有的杜撰.     

论叙事投射在《哈扎尔词典》阅读中的作用

故事及叙事投射是理解文学和非文学交际领域的一种基本的认知能力.人们利用故事或寓言,在日常生活中辨识出一些简单的故事,并能够将它们投射到更宏大、更抽象的故事之中.在阅读后现代文学作品《哈扎尔词典》的过程中,读者在基于个人认知图式之上的故事及其投射中验证明晰每个词条的意义,并构建出《哈扎尔辞典》所讲述的故事含义.     

论唐代"史化小说"的形成和发展

小说本属子部 ,到初唐刘知几将其归于史部之后 ,唐代出现了一系列补充正史的“史化小说” ,包括刘的《隋唐嘉话》(又名《小说》)、阙名《大唐传载》、李肇《唐国史补》和高彦休《唐阙史》等 ,既有对小说史学意义的纯粹化 ,但也有对小说趣味的追求 ,表现了和以唐传奇为代表的文学小说不同的文体风貌。最后 ,在孙光宪的《北梦琐言》里 ,呈现了史化小说与文学小说相合流的倾向 ,在北宋初将中国小说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谈苏轼文学中的幻变异化

近读苏轼,发现苏轼是创造、使用幻变异化故事的大师,幻变异化是构成东坡文学特点和创作方法的重要因素,认识苏轼文学中的幻变异化对认识宋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向,如题材的俗化、以文为诗等也不无裨益。苏轼文学中的幻变异化现象在苏轼各期文学和各体文学中有各自的表现和作用,并赋予了苏轼文学特殊的美感和趣味。     

“小说”源流与唐传奇的民间口说传统——以“小说”及相关概念为考察中心

唐传奇无疑是来自于前代的文体,该文体获得娱乐精神从而性质发生转变显然有深厚的原因：一是唐代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二是前代＂小说＂之精神。先秦以来民间就存在着＂小说＂（说故事以求娱乐）传统,这类故事形成文字后就被收录在＂小说＂名录之下。唐传奇的产生过程,证明其确实继承了＂小说＂传统。正是＂小说＂娱乐精神融入叙事性的杂史、杂传以及宗教宣传,才改变了后者的文体性质,使得它们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传奇＂。     

西王母会君故事的文学化历程

西王母会君是早期西王母故事的主要故事类型之一,它的文学化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先秦至两汉,以史籍和诸子著作中粗陈概要的形式存在;汉末至唐五代,经由仙话小说得到文学化的敷衍,并且成为文人诗文中的常见题材,标志着西王母会君故事的文学化历程得以完成;宋代以后,则罕见于通俗文学作品,在诗词和类书中成为符号化的存在,文学中的西王母会君故事在经历了汉末至唐五代的繁盛期之后转而进入衰落期。     

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形式

为了科学地认知文学作品的艺术性,运用空间形式的逻辑理论,分析不同类型文学作品的空间形式具象,即空间形式在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样式中的具体表现,进而研究其在文学中的作用。分析认为,文学作品的空间形式有其特定功用,它促成文学作品成为丰满完整的＂有机＂体,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形成陌生化效应,增强审美效应。     

论当代中国文学文本与文学作品的艰难转换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文学文本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艰难性及其深层原因,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当下对权利崇拜与金钱崇拜的后新时期的文化语境中,文学的接受主体审美趣味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读者对文学的人文精神的接受与追求作品真、善、美的艺术境界变成了对于文学刺激性与消遣性的阅读;读者主体性在退化,读者与一些追求世俗化的作者共同联手解构当代文学的理想精神,从而使得表面繁华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在退化衰弱。大量的文学文本存在也仅仅是一种缺乏读者的潜在“文学作品”。文学文本要实现其文学作品的转换,当下读者必须经得起时代的物质考验,要培养自己阅读经典的兴趣及从整体上提高读者的文学意识。     

论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的同异

比较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的同异颇有意义。两者都注重反映现实、褒善贬恶,追求写人传神、叙事精彩,赞同文学源于生活,提出文学为时代政治服务,肯定屈原作品和汉赋,运用以文传人的立传方法与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相同之处体现出实录精神。两者不同之处是创作倾向的区别、文学源泉认识的差别、美刺理论重点的不同、评价屈原作品和史记之异。不同原因在于所处时代思想文化状况不同、文学风气不同、两人思想认识不同。     

论厄普代克的悲剧和他的文学层次——以“兔子四部曲”为例

西方的文学传统中悲剧作品占主流地位,这源于《旧约》和古希腊的艺术传统。“厄普代克的悲剧”有双重意义:一是指厄普代克秉承了这一西方悲剧文学的创作传统而提高了他的文学地位,他在“兔子四部曲”中就表现了长达四十年的美国式的悲剧生活。二是指他存在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即他违背了部分传统而在作品中出现了太多的性描写。这样,他的文学地位就被降低了一些,从而成为他自己的悲剧。因为在西方的文学世界里,作家的地位高低主要是由其作品的悲剧性描写及其道德层次的高低而确定的。     

论20世纪80年代文学修辞批评的复萌

由于与主流文学观念不协调,文学批评的修辞论视角在20世纪很长时间里几乎被中国批评家遗忘。80年代文学修辞批评的复萌,经过了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它是在传统文学观念的一尊地位发生动摇、文学创作中形式因素被凸显,以及对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引介逐渐走向深入的情况下发生的。文学修辞批评在80年代的再度出现,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次质的飞跃。     

现代伊斯兰主义在阿拉伯现代文学中的表现

阿拉伯世界自近代以来的文学中出现的一些文学作品与现代伊斯兰主义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一些历史小说、传记文学作品、古兰经故事、伊斯兰教故事和劝喻文学作品注重于表现伊斯兰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或对伊斯兰主义者有所启示,或为伊斯兰主义思想提供通俗而有效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