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中前期的政治结构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意义

汉初到汉代中期政治结构的变迁,为汉代中期“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所谓霸王道杂之,即在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其实质是以法制为内核而“缘饰以儒术”。它既从思想上强调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又从行政运作上兼顾依法行政原则。这一国策实施的结果是使政治清明、政治通道通畅、统治思想得以理顺。     

无为还是有为——汉初政治之实证分析

无为政治的实施有两种前提,一是客观条件迫使无为,二是可为可不为而无为,前者乃环境压力下的唯一出路,后者则系施政者治国方略选项之一,因而是真正的无为。以此为标准考察汉初政治,可以发现:一、在可为可不为前提下,汉初选择了有为;二、某些方面一定程度无为,系受客观条件制约,非无为,是不能。据此,结论是汉初政治并非真正无为。     

陆贾对儒家治国思想新阐释之考证

汉初陆贾为了向以刘邦为首的草莽英雄式的统治者们推行儒家仁政主张，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儒家立场出发，对儒家的“仁义”“道德”等治国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     

论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

“人治”与“法治”是我国春秋战国之际、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社会转变时期出现的两种政治观,它反映着两种不同侧重面与特色的治国方法。“人治”是儒家的政治观,主要依靠贤人的贤能来治理国家,它侧重于“任人(贤人)”与礼德“风教”,以仁政(王道)惠民为特征;“法治”是法家的政治观,主要依靠法律的威权来治理国家,它侧重于“任法”、“任罚”,以霸道刻民为特征。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以“人治”、“法治”概称儒法两家的政治观。尽管以此概称,并非精     

无为而治：现代不同视角的探寻

“无为而治”是道家最先提出的为政治国纲领,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其目的是想用“无为”的手段,让统治者效法天道,自然无为,以达到“无不为”的目的。笔者拟从现实出发,探寻它在政府、企业界、学术界等方面的现代意义。     

儒学神化与西汉君主专制主义指导思想的确立

从《春秋公羊传》到《春秋繁露》,儒学完成了由世俗到神化的转变。儒学神化理论宣扬君权至上,神化三纲五常,将封建等级秩序、政权机构及治国方略等纳入神学体系,在汉初神秘主义盛行的土壤上,迅速与西汉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融合起来,成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     

汉初工商管理制度与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汉初＂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反映在工商业领域则是自由放任,这一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汉初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经营种类丰富,几乎遍及当时所有行业;在私营工商业中不仅存在着可与官营工商业相媲美的大企业,也有遍及各地的小作坊、小商铺;无论从生产技术水平,还是销售方法上来看,汉初私营工商业都达到了较高水平;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增多。汉初私营工商业达到了中国古代私营工商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道治文化”说

“道治文化”是指与礼治、法治文化相并列的道家政治文化,是对道家“道法自然”的政治价值观及其清静自治的政治行为方式的新概括;“道治文化”的宗旨是自然主义,其内在的机制是无为和自治,有“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两种类型,二者是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从贞观之治看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

中国传统史学和政治有着特殊的关联 ,对王朝更迭和治道兴衰的历史现象的探讨 ,构成了对治国理论进行探讨的核心内容。“贞观之治”是唐代以后中国政治传统和历史观念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治世而非盛世。贞观君臣以尧舜之世、唐虞之道为自己时代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指导思想 ,并将抽象的帝道、王道落实为具体的治国方略和施政措施 ,将自己时代定位为用唐虞之道开创的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治世。传统史学也是将贞观之治作为一个治世来看待的。唐代以后 ,治国者往往不再把五帝三王视为楷模 ,而是把贞观之治视为典范。     

五德终始学说中的水德与秦汉政治

先秦诸子认为水德的主要特性是养育生命,浸润万物,讲求道德,他们希望以水德约束新的王朝注重仁德教化。秦始皇对水德的特性加以改造,突出了水德阴森寒冷、冲击破坏、危害生命的一面,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实施了暴虐残酷的统治政策。汉初对水德重新阐释,恢复对其清净无为特性的认识,采取了“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到了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汉初君臣对水德的认识已不再适应于新的政治经济形势,水德亦终为土德所取代。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论译者的风格意识

在翻译的过程中,作家的风格是可译的, 为了得到最佳的译文效果,译者必须具有强烈的风格意识.文章分析了在翻译实践中,特别是在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中,译者的翻译观点、目的以及采用的翻译手段对其译文效果所产生的影响,并且指出虽然受到原文的限制,译者也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符合自己口味的文本,并以原文风格为基础,追求与之相适应的译文.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从政党建设角度看三国革命成败的历史教训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在革命中起到重大的作用,对革命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对于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有着重大意义。本文试图以俄国十月革命、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的成败为例,并联系现实,阐述以上观点和历史教训。     

论宪法对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支撑方式

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是国家治理有效展开的前提条件。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最高法和治国理政的总章程,既是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安排,同时也是支撑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柱石。宪法对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支撑见于宪法之首尾:宪法序言作为宪法文本的开端,主要是以历史叙事的方式,通过历史规律的建构,支撑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宪法第四章作为宪法文本的结尾,主要是以符号叙事的方式,通过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对民众的精神感召、心理感召,支撑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在法学理论中,见于宪法文本的首尾两个部分对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小议紧急状态制度——以宪法典文本为视角

从非典时期的法律问题着手,通过比较各国宪法文本,剖析了紧急状态制度的起源、概念和基本特征,并阐述了在我国建立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对紧急状态入宪提出了具体设想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