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修辞方法对构建法治意识形态的意义

法律修辞方法是指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方法,在谋篇布局的基础上,以寻找言说关键词进行说服的思维活动。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主要是"把法律作为修辞"以此进行说服,因而法治意识形态的属性比较明显。只要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把法律作为修辞",那么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法律就有了话语权。然而,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以说服、信服为目标,因而不能刚性地依据逻辑的推论,或片面地以权力进行压服。法律修辞方法所寻求的,是以形式法治为主,并附之以实质法治的方法;旨在思维的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目前进行的法治意识形态建构,主要是矫正片面的权力思维或实质主义思维的弊端,理顺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关系。在权力政治言辞过剩的情况下,倡导"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说服方法。这对法治意识形态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把法律作为修辞”的限度——与陈金钊教授商榷

陈金钊教授倡言把法律作为修辞,以对抗当下我国过于强大的政治修辞、道德修辞。该观点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论述的"法律修辞"是一个歧义性概念:把法律作为言语论辩技巧意义上的语言修辞,混淆了法律思维本身与对法律思维的表达;把法律作为论证模式、为结论的可接受性提供说服力的论证修辞,赋予了法律修辞太高的期待。法律修辞或然性推理的逻辑基础、达成主体间合意的路径以及可接受性的评价标准的特点,理论上是对经典法治的反动,实践中因为法律修辞的泛化和滥用而具有背离法治目标的倾向。因此,法律修辞只能是辅助性的法律方法。法律修辞的限度是逻辑,只有将法律修辞限制于逻辑范围,在合理(逻辑)性、合法性的基础上,可接受性才有意义,过度地强调可接受性很有可能将法治导入歧途。     

把法律作为修辞——讲法说理的意义及其艺术

法律人应该把法律作为修辞,强化法律思维过程的讲法说理功能。法学原本与修辞学同根同源,因而我们应该在重视法律解释、推理方法的同时,把法律本身作为修辞论辩的工具。法学研究应该为不断地提升法律论辩、论证能力而作积极的准备,这是我国法治建设所不可缺少的。把法律作为修辞,融推理、解释方法和修辞论辩方法于一身,把合法性和合理性结合起来,对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司法修辞的合理性及启示

修辞术的产生与司法活动紧密相关,修辞方法使用的领域、目标、言说背景与司法判决具有相通性,故中国古代判词中大量运用修辞有其必然性。立足于当时历史背景,古代判决运用修辞具有合理性,从表层看来有利于强化司法权威、促进听众理解、加大论证力度、实现合理判决;从深层看来有利于实现司法权威正当化、降低说服成本、促进社会和谐、形成"法官共同体"认同。对古代判词的修辞方法应批判地继承,借鉴其精华以提高现代判决书修辞水平,更好地促进现代司法文明进步。     

法律修辞:展示法治思维的晴雨表

法治思维和法律修辞之间关系密切。法治思维是具有修辞色彩的法律思维,把法律作为修辞是法治思维的应有之义。法律修辞充体现了法治思维的价值追求,理顺了法治思维的逻辑结构,增强了法治思维的实践效果,成为法治思维基本状况的展览板。法律修辞还能从形式上促进法治思维的完善,这表现为两点,一是法律修辞能化解形式法治观与实质法治观的矛盾,使实质法治观纳入形式法治观之中,二是法律修辞能消除非法治思维对法治思维的冲击,吸收非法治思维中的合理因素为法治思维服务。     

论法律价值与制度修辞

任何法律,都是一套立法者根据其价值态度,对多元、冲突和变迁中的价值予以人为选择、人为预设的价值体系,其特点是情感、价值和需要参与其中的制度事实,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隔绝情感、放逐价值、排斥需要的"无情感事实"或者纯粹客观事实。法律的此种价值规定性,也决定了其修辞规定性。在实质上,法律就是一种制度修辞。将法律作为制度修辞,不是无限开放制度的边界,反倒是对制度边界做出修辞性约束,以便使实践中的法律推理——无论演绎推理、归纳推理还是类比推理——成为可能。     

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修辞方法与启示

中国古代司法判决中的修辞不是法官故意炫耀的文学技巧,而是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和寻求合理性判决的方法。以修辞作为司法判决的说理方法是法官的理性选择,修辞方法在实现司法功能时并未让法律陷入不确定性之中。法律修辞是法律人在充满价值冲突的具体案件中作出合理法律判断的重要法律方法,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蕴含着人文主义的修辞方法应当被重新记起。     

法律修辞中的“例喻”研究——语用学的视角

在含有精神性、思想性的文本写作中,比喻按照作用标准分为两类:词喻和例喻。其中词喻只揭示一个概念的意蕴,例喻则揭示一种思想的意蕴。如果说词喻是法律修辞中的一个景点,那么例喻就是法律修辞中的一个景区,相比较词喻,法律修辞中的例喻研究具有以下学术价值:展现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更符合思想的抽象性表达;更能确保言语交流的有效性。"例喻"修辞方法具有语用学性质,喻体与本体在语境上有高度相似性,语境成了连接喻体与本体的桥梁,在现在的并不熟悉、清晰、明细的具体情境中类比过去的熟悉、清晰、明细的具体情境。运用"例喻"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符合逻辑的规则;符合修辞的规范;符合事实的判断。     

法律修辞方法与司法公正实现

法律修辞学是近些年法学“知识增长”的亮点之一,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也把它作为基础性学科。把法律作为修辞是法律修辞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实现法治不可缺少的思维形式。法律语言是法律人在沟通交流过程中的重要工具,法律修辞方法是实现司法公正的路径,尤其是把法律作为修辞,是对把政治当成法律的挑战,因而法律修辞学的研究将开拓一个实现法治的新方法。     

元话语与修辞——论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元话语不完全是一个语言现象,而且是修辞和语用现象.修辞是说服的艺术,是一种对没有正式、绝对证据的问题进行说理的活动,近来已成为语篇分析和书面交际研究中的一个主要概念.说服有三种手段:气质、动情和说理.在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之演说>中充分体现了元话语和修辞的关系:元话语与议论结合时能投射说理,在指作者的权威和能力时能表达气质,在表达对读者的尊敬或信息与受众有关联时能与动情相联系.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论上市公司监事提名制度之完善

监事提名制度属于任免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 ,分为提名权享有主体和提名对象资格两部分。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省都详细规定了监事提名制度 ,与之相比我国监事提名制度非常粗糙。因此 ,应借鉴这些经验 ,对我国监事提名制度加以完善     

论证据排除规则与证据禁止原则

文章对证据排除和证据禁止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设立的内在法理根据和价值功能;对英美法国家和大陆法国家适用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的具体要求和法律效果,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对我国的立法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了立法上的缺陷和理论上存在的误区,并对设立和完善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