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三权分置的法理阐释和制度重塑*

随着三权分置政策的推进,适时的立法跟进成为必要。将政策上升为法律,需遵循法律体系内在逻辑,不能直接照搬政策术语。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来看,其并不包含承包权,故对三权分置的法律解读不应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解为承包权和经营权。从大陆法系所有权弹力性及“母子权利”结构出发,三权分置的法权结构应为农村集体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上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设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为其他农业经营主体设定土地经营权。为实现“加快农村土地的流转,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三权分置目标,同时从法律体系自身逻辑出发,土地经营权应当被定性为物权。     

基于“三权分置”的农村土地经营权二元法律制度构造

我国现行"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的"两权分离"农村土地制度,尽显其无法满足城镇化需求的土地流转僵化性。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构想,缺乏相应的经营权法律制度配套,阻碍了现实中土地的有效流转。"三权分置"的农村土地权利法律制度构建,重心在于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法律逻辑结构与现实国情,将土地经营权从承包权中独立出来,构造物权化和债权化并置的二元农村土地经营权制度。法律上明确,经过登记公示的为物权性土地经营权,未登记公示的为债权性土地经营权。     

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下的承包合同研究

在现行法中,承包合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的依据。由于不同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定位不同,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中的承包合同在主体、客体、内容及订立程序等方面存在重大区别。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背景下,承包合同应当被明确为土地承包权的取得依据,是农户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实现途径,土地承包权自承包合同生效之日起设立。承包合同的制度设计主要包括法律适用、规范内容和立法模式三个方面。承包合同不能适用《合同法》,应当由《农村土地承包法》规范,从而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是承包合同的主体,规定土地承包权的期限和内容,明确农户消亡是承包合同消灭的原因之一。在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合同没有必要存在。家庭承包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划拨方式,将土地经营权给予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四荒”土地经营权,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出让方式给予土地经营权人。     

“三权分置”政策下土地承包权的再确认——基于《民法典物权编》的展开

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承包地"三权分置"政策入法提供了有效路径，但仍需进一步明确与细化，《民法典物权编》主动承担了补缀修葺之重任，但也存在些许不足。"三权分置"政策中的土地承包权不是土地承包资格权，也不是没有身份属性限制的新型用益物权。从《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看，采取了通过完善已有用益物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来实现"三权分置"的政策目标。基于"家地一体"的农村生产生活传统和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实考量，土地承包经营权宜以户而非成员为权利主体，其并不影响因特殊情形而进行的土地调整需求。遗憾的是，《民法典物权编》并未将非农户经营"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而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去，纳入可以登记强化保护的土地经营权范畴。土地经营权是受法律特别保护的债权，允许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权办理权属登记进而赋予其对抗效力，能够满足权利稳定性和公信力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抵押权能，其客体是土地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因身份限制仍不能抵押。     

分解、舍弃抑或改造:《民法典》编纂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定位北大核心CSSCI

《民法典》编纂中,农地“三权”分置既不应分解、架空或舍弃土地承包经营权,也不宜将其准所有权化或认定为自物权,而应坚持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非“土地承包权”的称谓并充实其权能,使其回归本来的用益物权属性。《民法典(草案)》《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一审稿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制度设计存在一定缺陷。《民法典》中的农地“三权”分置应采用“农地集体所有权(自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土地经营权(债权)”,而非“农地集体所有权(自物权)、土地承包权(用益物权)、土地经营权(用益物权)”之结构。在农地法制改革中,应坚持和落实农地集体所有权,而不能将其虚置;不能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认定为扮演所有权的角色,而应坚持其为派生自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用益物权定位,并以充实其用益物权权能为基点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造;土地经营权应定位为分离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性权利。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权利定性和权利称谓,不应受土地经营权生成和定性的影响,也不应被“土地承包权”所替代。在充实土地承包经营权之用益物权权能前提下,经由债权定性的土地经营权的生成和流转,助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乡村振兴的实现。     

农地“三权分置”下的土地经营权——物权塑造与规范解释

“三权分置”是指农地权利分化为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种权利,其核心在于土地经营权的分离.现有土地制度规范过多置重于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而忽略了其财产性流转功能.基于实践需求和改革精神,“三权分置”进行权利分离是权利变迁的必然结果.分离出的土地经营权不宜作为一项财产权和债权,应是一项独立的物权.土地经营权的物权塑造不仅具有规范解释的合法性,也能破解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困境.土地经营权尚且只是一种政策性权利,立法须将其创设为新型物权,释放“抵押”权能.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构造有采取授权立法形式暂时制定行政法规和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两种可能路径.     

论农地“三权分置”的立法回应——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为中心

"三权分置"是对土地权利体系的创新,本次《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构建了"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的土地权利架构。文章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关于"土地经营权"的规定进行讨论,主张"土地经营权"应定性为物权,并对"放活土地经营权"的规定进行阐释;对"土地承包权"定位问题进行探讨,主张"土地承包权"应作为一种不包含财产性质的成员权被民法典物权编确认;对完善"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制度提出建议。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离与重构

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意蕴是,最大限度地剥离土地承包经营权超载的、原本属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公法层面的生活保障功能和农村治理功能,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回复完全的物权属性。由于现行法律将土地承包权的内容附着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进行一体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功能内容迁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将土地承包权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是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回复物权属性并达到改革目的的根本方法,其中土地承包权是成员权的具体权能,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这与三权分置下的土地承包权不是一个概念。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土地承包权而形成的这个新权利将具备包括抵押在内的完全的处分权能,其应当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名称,并应当采取登记生效主义模式设立。     

"三权分置"下土地承包权的性质定位及其实现研究

土地承包权最早出现在承包地“三权分置”政策之中，该政策入法时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9条将其作为一种新型法定权利予以确认，但该法未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权的性质及内容。细致分析政策文本中的土地承包权之内容及其制度意蕴可知，应当将土地承包权置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之范畴加以阐释，明确该权利的行使后果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在实践中使土地承包权得以有效实现，应当着重强调土地承包权是一种资格权，其包括初次承包权和续包权两种类型，确权确股不确地是土地承包权实现的特殊形式，其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产生的一种法律关系。     

“三权分置”背景下“三权”的权利属性及权能构造问题研究

我国正式确立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产权格局。"三权"的权利属性是什么?"三权"之间是什么关系?"三权"的权能构造是什么?这三个问题至关重要,关系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价值走向。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权是承包权、经营权的根源。承包权是成员权,经营权是用益物权。承包权是经营权产生的原因,经营权是土地上的身份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发生分离的结果。承包权的权能包括承包土地权、分离对价请求权、征地补偿权、监督权、放弃权;经营权的权能包括自主生产经营权、获取补偿权、获取补贴权、抵押权、继承权。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建设与立法研究

近年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但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自发性和滞后性,致使一些损害农民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建立和规范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成为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农民利益的保护

农民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已经作出了巨大牺牲,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今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设计必须要把保护农民利益放在首位。在坚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前提下,大力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建设,使农民能够自愿地、放心地参与土地流转。同时,通过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以及提高政府工作意识等手段,确保农民意愿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受到尊重。     

新增无地人口土地调整意愿及对土地调整的影响

采用问卷调查并利用Logistic回归（M－Logit）模型分析无地农民土地调整意愿,以探讨实施土地承包权长期化的村组中,新增人口的土地承包权问题。社区人口变化被认为是土地调整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但文章研究发现,外出打工和家庭继承成为农户土地的替代手段,农民土地调整意愿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人口增长并没有引起土地调整,土地调整不再是无地农民获得土地的预期途径。逐步发展、健全土地的替代制度,降低无地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新增无地人口给予村组土地重新调整的压力将逐步减缓。     

土地承包经营权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最为重要的权利之一,但其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存有不足,该权利的稳定性和社员性问题皆由此产生。如此重要的一项权利,本应得到法律应有的重视,但事实上并未如此,特别是在该权利的征收补偿和继承方面,现有法律规定存在许多不足,不能起到切实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     

试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完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物权法领域的一个新问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究竟能以怎样的方式流转,国内现有的立法已经做出若干规定。鉴于此项法律制度涉及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和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因此,必须合理设计和构建相配套的市场运作机制,才能使该项法律制度日臻完善。     

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为特征的金融制度

在我国建立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抵押的农村金融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能促进农地资源有效利用 ,提高农地利用的效益。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农地抵押金融制度。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应消除现有法律上的障碍 ,设立类似于外国土地银行的政策性银行 ,主管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金融制度 ,但在具体的抵押权规定方面 ,如对土地附着物的效力及抵押权实现方面应与一般抵押权制度相区别。     

论农村出嫁女的土地承包权益保护

由于法律上的不足、村规民约的违法及传统观念等原因,侵害农村出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现象十分普遍。保障出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界定两个标准,同时结合十七届三中全会和《物权法》的精神,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及配套制度,提高农民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     

永佃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比研究

永佃制是我国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比较普遍存在的一种土地租佃形式 ,是发展得较完备的物权性质的土地使用制度。永佃制下永佃权的出现使佃农获得稳定的使用土地的权利 ,佃农的利益有了较多保障 ,对封建经济的发展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当前 ,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突破口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 ,突破了原有的“集体所有 ,共同经营”体制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对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土地承包经营权不稳定、债权性、难流转等局限日益明显。因此 ,我们在土地使用制度上借鉴永佃权稳定、易于流转的优点来改造土地承包经营权将是有益的和可行的。     

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与债权论者商

澄清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新近的债权论者提出了系统的论述,试图说明农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债权.然而,农地承包经营权并不因为其受发包人的限制,或者不具有可自主转让性,或者是在他人所有的物上设定而失其物权性质,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支配权而非请求权.     

土地股份合作制:农业高新技术扩散的内生性制度保证

农业高新技术扩散是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我国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产权不明晰、农户小规模经营等特点导致农户缺乏使用高新技术的主观动力和客观条件，农业高新技术扩散困难重重。土地股份合作制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以稳定，并有效推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为高新技术应用于农业创造了条件，成为农业高新技术扩散的内生性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