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的介入与社区概念嬗变——对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理论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时期,城市基层社会在这一变动中产生激烈的动荡,90年代中期以来的城市社区建设运动正是对这一困境的回应.由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城市社区绝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中性地域社会.国家权力的介入使"社区"这个源自西方的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2000年之后,社区概念逐渐被政治化.社区成为国家构建出来的政治-社会空间,是国家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治理单元.可见,"社区"概念在中国所经历的辉煌本土化历程是国家权力介入的结果,中国的社区建设实践更是在国家权力推动下进行的一场宏大的社会运动.对社区概念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嬗变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对中国的社区建设实践进行反思,为社区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社区与基层法定社区——关于社区建设之对象实体的思考

本文概述了社区范畴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进而阐明我国城市社区建 设中的“社区”亦或社区建设的对象实体主要是指基层法定社区，它在我国城市现阶段主要 表现为区、街道、居委会三级辖区共同体所构成的社区体系。基层法定社 区是基层社区和法定社区的结合体；基层法定社区在我国城市社区研究和社区建设实践中具 有独特地位。并且分析了把区、街道、居委会三级辖区共同体纳入社区建设中的“社区”范 围与发展居民自治的关系问题。     

城市社区自治:权力矛盾及其协调--以武汉市X社区为个案

在城市社区中,代表国家权力的社区党支部、半国家半社会的社区居委会以及非国家(社会)的社区物业管理公司在社区中的共同在场,是社区权力矛盾的主要根源,其实质是国家与社会力量在社区中利益之争的外在结果。个案社区中党支部书记的边缘化及社区居委会主任与社区物业管理公司经理双重角色的重合,将社区中共同在场的三大力量整合在了一起,在相互强化了对方权威的同时,为我们下一步在城市基层的社区改革和制度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共同体的幻象——对近年来社区建设与社区研究的反思

针对社区建设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综述式的研究,通过对社区建设对象、过程和现状的反思,指出我国现行的社区建设并非是在孕育和发展生活上的共同体,而是在强化社区的街道政府,其实质是国家权力在基层都市生活的技术转变。     

城市基层权力变迁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国家-社会关系决定着城市基层权力体系的建构,也决定着社区治理模式的构筑。街居制度建构了城市基层权力体系,解决了国家力量向社会渗透的问题,增强了国家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秩序建构能力。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高速发展与城市问题激增,街居制度无法再解决现代化的社区治理问题。当前社区制虽然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了一定的变革,提高了社会自我治理能力,但是国家与社会在社区治理过程相互合作、良性互动问题并没有在根本上得以解决,强政府-强社会的社区治理体系建构还远未完成。     

中国城市社区民主发展路径探析

中国城市社区民主具有协调基层社会的权力关系、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拓展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等功能。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民主建设面临着社区内部权力结构失衡、社区成员之间的弱利益相关性、社区整合困难、社区民主发展的驱动力异化等制约因素。中国城市社区民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从把握其功能定位入手,明确其发展维度,同时分析其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明确其发展限度,最终走上既能发挥社区民主的功能、又能有效消解其制约因素的发展道路。应从建设和发展复合民主、实现公民参与的总体平衡、围绕住宅小区建设强化社区自治、加强社区党建等环节推进中国城市社区民主发展。     

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城市社区权力秩序一直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文章从“秩序”这一概念的缘起入手，梳理了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研究的脉络，总结出其具有代表性的精英论、多元论，以及“国家-社会”研究框架；其次，文章亦对国内的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研究的缘起、特点、成果进行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主流的“国家-社会”研究框架进行了批判。     

城市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力秩序

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尤其是单位制、户籍制和“街-居制”构成的城市管理制度结构的松动,社区建设全面启动。使城市居民的身份、城市基层的社会整合方式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由于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社区最现实的生活层面相遇。由此便引伸出了一些问题,基层社会的权力秩序是怎样的?其内在逻辑何在?为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上海城市的一些基层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来揭示最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力秩序。     

“准公民社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一个替代模型

对过去十多年的社区建设检视发现,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在有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如市民参与频率和参与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网络发育良好的社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自主权。总体而言,城市基层治理状况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其权力结构状况处于从基层行政机构和相关商业组织的操控到市民参与相对发达、拥有一定自主权的"准公民社区"的连续谱中。但当前社区民主化由于城市管理体制和市民群体自身的原因仍难以充分发育。国家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对基层治理绩效有着很大影响,但其影响又是变动不拘的。当前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由此一方面展示了现代社会理性化特征,另一方面又印证了传统因素的作用。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再造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再造了大量的社会组织承担社会服务,这类再造社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合作方式,具体表现为政府提供资金,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委托经营模式.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体现了社会转型期间国家社会化治理的尝试,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但这一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运作过程中依赖政府,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表明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官办社会组织的合作提升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技术,进而促进了社区和谐.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增强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的基本路径

据我国《城市社区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社区居委会是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事实上社区居委会成为了政府的附属机构,其行政色彩浓厚而自治性不足,这实质是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的缺位与错位。这种缺位与错位,不仅不能实现城市社区的良好管理,也难以实现城市社区的自治。要改变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缺位与错位的现状,就应该转变城市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并加强社区居委会的能力建设,从而理顺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增强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回归社区居委会的应然角色。     

新时期中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理论思考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问题的凸现 ,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城市社会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需要以及城市现代化过程中追求人的发展的理念密不可分。新时期中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历经了主要由政府推动的初级形态 ,以及主要由市场推动、兼有政府推动、其内容兼具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复合形态两大阶段。对新时期中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了探讨。     

加强社区党员教育，促进社区党建发展

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新格局，街道社区建设成为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点。与此相适应．社区党组织建设作为新时期党建工作的重要方面，构筑社区党员教育管理新的组织网络和运行机制，是当前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论述为新时期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也给社区党建提出了新的任务。     

社区建设:理论的分立与实践的贯通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 ,使社会产生了具有独立决策能力的多元利益主体 ,也因管理与功能承载的缺位而突出了稳定与秩序的重要。这是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原初动因。尽管理论上存在“行政化”与“社区化”的分野 ,社区建设的实践却出现了两者的贯通 ,并创造了整合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的新方式。由此 ,改造传统国家权力结构并重组中国社会的近代命题在当代中国被再次提出。社区整合的新模式使人看到了政治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曙光     

从"公民参与"到"群众参与"——转型期城市社区参与的范式转换与实践逻辑

中国的城市社区参与是一种出于国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居民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及政府与居民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区参与具有很强的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传统烙印。群众参与理论对国家动员机制和动员技术、群众参与逻辑与参与策略,以及国家与群众的复杂而微妙的互动过程的研究,能为当前中国城市的社区参与提供更富解释力的理论视角。在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过程中,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采取地方性权威式动员,它是社会转型背景下适应城市社会变迁的一种新型的权力技术,既运用原有行政组织网络的强大动员力量,又借用基于人情的地方性互动网络等非正式因素,将社区居民纳入社区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之中。     

转型期社区组织的科层化及其走向——以C市J社区为例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伴随着社区的转型升级以及政府行政、民生事务的大量下沉,社区自治组织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科层化现象。与行政组织和企业组织权责分明、分工精细的科层管理模式不同,城市社区自治组织权力来源的天然缺陷与资源掌握的有限性,使其科层权力运作缺少坚实的基础。自治组织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性以及自治组织内部成员的低成本脱位性,亦导致社区自治组织的科层化呈现出特殊的形态。虽然社区组织的科层化有利于基层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但其行政化倾向却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社区科层化现象是转型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进程中行政体与自治体之间复杂关系互动的产物,任何试图通过改革使社区组织走出科层化的举措,都将面临复杂要素的制约。     

国外社会学关于城市社区权力的界定

自20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以降，社会学家对城市社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社区邻里关系的研究和社区权力的研究，战后对城市社区权力的研究一度成为 热点。1929年林德夫妇在《中镇》一书中就曾对某家族控制社区商业的现象进行 过描述；沃纳在“扬基城”系列研究中，也对上层社会控制社区有所论述，真正以社 区权力结构为中心的研究是从1953年开始的。这种研究力图了解和描述社会中政治权力的 分布和运用。社区权力的研究者们都认为，从事研究的社会实验室，首先应是地方一级的政 府单元即社区。研究的直接目的是真正经验性地描述并且规范性…     

加强社区党支部建设推进社区党建

社区党建是一个全新的党建实践,它不同于传统的基层党建,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党自身完善的问题.加强组织建设是社区党建的关键,而加强社区党支部建设是巩固党在城市基层政权必须抓紧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城市社区民主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最基本单元。社区民主一般是指社区居民自我管理与自我发展的方法,主要体现为直接民主选举、社区成员直接参与治理、全民的适时的监督。社区民主建设促进城市基层民主的发展。和谐社区是构建社会主义城市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而社区民主是建设和谐社区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