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理由的详略之辩:基于判决的可接受性

由于能够弥补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缺陷,可接受性标准能够用来对司法过程作出综合性评价,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衡量判决理由的质量.虽然加强判决理由的说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呼唤,但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不能简单地认为判决理由越详细质量就越高,而应当在综合考量之后,以提升判决的可接受性为目标对判决理由的详略作出规划和设计.     

法律解释的评价标准:从合法性、合理性到可接受性

虽然德沃金强调"惟一正解",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性还是一种现实状态,由此引发了法律解释的评价标准问题.作为法律解释的评价标准,合法性与合理性有其固有缺陷.在最低的合法性标准与最高的合理性标准之间,可接受性因其妥协和综合的性质而成为法律解释评价标准的次优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法律方法的开放性趋势.     

“判后答疑”的意义与局限:基于判决的可接受性

在司法实践中,以何种标准来衡量裁判结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合法性与合理性等标准有着各自内在缺陷,相比而言,可接受性标准具有自身的优势.以此为视角来分析"判后答疑"制度可以看到,该制度在促进当事人接受判决结果、降低无谓上诉和重复申诉方面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但是,由于操作性较低以及过于依赖法官个人素质等原因,判后答疑也有可能对接受裁判结果起到适得其反的消极效果.但从司法发展的整体来看.判后答疑的出现,实质上是中国需要建立判决理由制度的一个具体表现和前瞻.     

高速公路通行费价格的合法性探析

我国现行高速公路通行费缺乏实质合理性和程序合法性。高速公路通行费应当符合受益者付费、代际公平、使用人可接受性、项目成本效益与路网整体效益兼顾等实质正当性原则。高速公路收费应当获得国家立法机关的法律授权、地方代议民主机制的授权和行政机关的审查批准。同时还应广泛听取公路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以最大限度保护公路使用人的合法权益,促进高速公路收费标准的科学化、理性化、民主化及合法性。     

合理性与合法性视角中的近代社会治理

治理体系及其过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近代社会建构的基本需求,并且,这种需求主要是反映在公共生活及其框架的确立之中的.绝对国家中可能最早出现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问题,但它只是潜在地包含着这一问题,并没有自觉地去追求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否定绝对国家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包括议会主权、三权分立与人民主权在内的几种追求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方案,并最终通过一种妥协的形式化民主制度完成了对问题的"解决".由民主制度解决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属于政治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它们之间是相统一的.到20世纪,由于官僚制的建立,公共生活走上了片面追求技术合理性的道路,这是合理性与合法性相分离的状态,即合理性被归于技术,而合法性依然从属于政治.由于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分离,使近代社会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也使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过程陷入了"危机".     

合理性与合法性:现代化的两块基石

在实现经济现代化方面,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两大决定性因素就是市场和企业组织。但是,市场和企业的正常运作却离不开公共行政的相对独立及其作用。实际上,现代市场、现代企业组织、相对独立于政治的公共行政这三者之间,不仅存在着产生和发展上的共时性,而且在相互关系上也存在着内在的和必然的逻辑联系,从而推动了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内在联系来自三者的共同基础,这就是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合理性和合法性是现代化的逻辑基础,也可以把合理性和合法性看成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两项主要尺度。     

因开放、反思而合法——探索中国公法变迁的规范性基础

中国公法正在经历整体性的变迁 ,在林林总总的制度革新中 ,政府行为的合法性追问是不变的主题。本文在此认知的基础上 ,以中国曾经出现的合法性追问实例为依托 ,揭示不同形式的合法性追问之实质在于检验政府行为的可接受性 ,而不仅仅是政府行为的“合法律性” ,以及可接受性因为价值判断的存在而呈现诸神之争的面相。最后 ,文章提出“开放反思型的形式法治”的基本主张 ,以期为应对复杂的可接受性问题提供一种思路。     

宪法实践与实践宪法--我国宪法司法解释的现实基础

"8.13批复"①所引发的关于"宪法司法化"的讨论已成为宪法学者甚至整个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而最高人民法院是否有权解释宪法无疑是争议的焦点所在.从我国宪法解释的现状看,最高人民法院在适用宪法和法律过程中对宪法进行个案和附带性质的解释已是一个客观现象,所以,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是宪法需不需要、应不应该司法解释,而是如何立足于当下国情规范进行.只有将其存在的合理性上升为合法性(合宪性),才能充分实现其应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且,就其价值取向而言,宪法司法解释无疑真正符合宪政的逻辑进路从范例到惯例的过程.     

民间环保组织的合法性建构何以可能——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

近年来,一些民间环保组织不断通过赢得合法性以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本文运用"制度–生活"分析框架,以两个个案为分析对象,从议题、社会动员的范围和渠道、媒体的作用等角度对民间环保组织如何建构合法性进行考察。研究发现:环境话语的建构可以弥补社会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之间的断裂;环境行动需要坚守政府合法性的底线。随着法律和相关制度的完善,民间环保组织将会更一步推动中国的环境治理模式变革。     

法律理性的逻辑辩护

法律理性必须是通过法律论证来实现。法律论证的好坏取决于:(1)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度;(2)前提的可接受性;(3)前提与结论的相干性;(4)结论的可接受性。从本质上讲,法律论证是一种似真的或可废止的论证,换句话说,其结论通常都不是根据真前提而是根据可接受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现实主义法学家对法律论证逻辑基础的挑战表明,仅仅依靠传统逻辑(形式逻辑或演绎逻辑),已不能为法律论证的合理性提供逻辑辩护了。需要在非单调逻辑基础上引入非形式逻辑的"相干性—充足性—可接受性"标准,从非形式逻辑角度为法律论证的合理性提供逻辑辩护,从而也为法律理性的逻辑合理性提供了辩护。     

国际私法反致问题的诠释学解释

基于法律诠释学的视角,反致现象实质上是涉外民事法律选择过程中的一种诠释性循环.在本体论法律适用观念下,反致表现为涉外民事裁判中案件事实与冲突规范之间的一种互动.为克服法官在法律选择过程中的恣意,防止可能导致的“恶性循环”,保障法律选择结果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我们应对法官在涉外民事法律选择过程中设置必要的程序性限制.     

论规制性公共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以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历史演进为分析文本

公共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是指,政策执行客体和广大公众,对公共政策方案执行之可预期结果的主观评价和公共认同程度。其一般函数关系是:政策执行可接受性=政治权威的信任度.程序公正.分配公正的主观评价;其中分配公正的主观评价对"可接受性"起决定作用,程序公正是构成政策客体公平知觉的重要因素。当分配公正的主观评价为负时,强化政治权威的信任度,能够增进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考察当代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现状,发现在作为政策执行客体的当事企业,对环境规制结果缺乏政策感知和激励认同的情况下,以提升环境规制政策执行主体的政治权威为基础,加大规制客体分配公正的政策收益,以刺激政策客体对规制工具的价值认同,成为强化"规制性公共政策的可接受性"、落实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有效路径。     

疑难案件的道德解读

疑难案件是指不能被法律规则有效规范的案件.疑难案件的存在表明法律规则和法律生活之间存在缝隙,法律规则在疑难案件中对道德作出了错误的回应.疑难案件展现了"法律是什么"而非"是否有这样的法律"的"理论性争论",法律是由规则和原则组成的,原则保证了法律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正确性,提供了法官依法判决的依据,阻止了自由裁量权对法治的破坏.法律原则的背后是道德,疑难案件表明在法律形式化的今天,法律和道德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论司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之冲突及其解决

司法是立法的过滤器和安全阀,司法的合理性可弥补单纯合法性之不足.化解司法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冲突,首先需要明确司法合理性的内涵与层次性,同时肯定司法所合之法乃生成之法而非立法,在此基础上分析司法合法性与合理性冲突的成因,进而探讨解决司法合法性与合理性冲突的原则与方法,最终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法律解释的难题——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正义的取舍

法治背景下的法官是保守主义的法官,其忠于职责,维护法律之形式合理性;同时,法官代表正义之剑,亦是实质正义的捍卫者。司法过程中,当遭遇疑难案件,形式合理性与实质正义会发生激烈冲突,此时法官的法律解释将如何做出,并做何取舍——这常常成为法律解释的一个难题。本文就此展开论述并试图以解答之;进而以此揭示疑难案件中法律解释和判决的特殊关联。     

基于现行财务会计体系中会计成本合理性的探讨

会计成本是一种在制度上承认的合法性成本 ,而不是管理决策所要求的合理性成本 ,它存在着种种缺陷。为了提高管理决策的效率和质量 ,构成合理性的成本 ,现行会计成本必须经过修正才能作为企业管理的决策指标     

试论法治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合法性是依法治国和公民法治观念中的重要问题。对依法治国的认同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水平高低和人们法律意识强弱的重要指标。在中国这样一个道德传统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的国家,法治要想在广大人民心中获得合法性认同,就应该而且必须与道德紧密结合,建立健全适应法治发展的新道德体系。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论的哲学合法性

本文从人性基础、价值意蕴和评价尺度三个方面论述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论的哲学合法性问题。从人性基础上看,发展的主题是人,发展的目的是成为人,发展的动力是人的活动;从价值意蕴上看,发展就是要追求并力图实现人的自身本质,要努力地“成为人”,体现了人类的理想性追求,体现了人类超越当下现实的指向性;从评价尺度上看,生产力尺度和生态尺度都只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而不具有最终意义,应该把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作为衡量发展的最终尺度。     

"三个代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系统工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社会支持基础变迁的情况下,强化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系统的思想工程."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强化"经济绩效合法性",但"经济绩效合法性"不是真正的合法性,只是合法性的体现形式;"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抓住了"意识形态合法性"这个关键,因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理论依据是历史唯物主义所阐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合理性;"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继承无产阶级政党革命传统的合法性资源,又适应执政地位的现实要求,立足于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格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司法审查

法治实践表明,通过合法性标准规制政府权力虽仍有必要,但其效用已递减至极低限值,故应突破传统法治主义预设的合法性窠臼,辅以正当性标准,形塑合法性与正当性并用的二元体系。正当性司法审查,作为法治国家建设在当前应被深入挖掘的增长点,是刺激政府权力向善的新的动力源。秉持防止程序自由裁量权滥用的目的,并以《行政诉讼法》第54条有关"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等规定为据,正当性司法审查应确立"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坚守程序公正、比例适当、有效参与、程序效益、程序的可接受性、程序规范化、行政便宜性等原则。同时,应通过顶层设计和末端治理应对正当性司法审查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弊端。通过此种路径,可以提升行政行为的正当化水平,完善中国的行政程序法治体系,并与时俱进地提升行政程序正当化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