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网络中的词学研究

近20年来,词学研究有所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词学研究应在多重网络中展开。首先,词学是专门之学,但研究者仍需建构开放的知识网络。词乐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仍处于相对低潮。这与研究者受限于音乐知识,无法有效介入有关。词谱、词律等专门之学亦是如此。其次,可以尝试词学研究的时空延展,打造通观的“全息网络”,通过长时段的、大量的文本分析发现新话题。同时,注意域外汉籍,因为它们可以提供新文献,启发新视角,丰富文本网络。最后,要注意数字人文的发展趋向,要建设词学检索库,善用新技术,更新研究理念,以便及时因应。但数字人文终究只是辅助研究手段,技术取代不了阅读与思考,只有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尼采的“冲动”学说

本文基于尼采的早期著作《朝霞》,对尼采的“冲动”学说进行解读。尼采引入冲动一词源于对于道德的批判,以表达他对于人的自我的全新理解。本文致力于从概念上廓清尼采使用的“冲动”一词,归根结底,“冲动”的概念可以通过诉诸价值、欲望和行动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而进行说明;考察了冲动的来源,冲动的演化过程,以期能够解释“冲动”何以被视为一系列汇聚起来的集合体;最后,对“冲动”本质上可以用目的论来说明的观点进行反驳,提出一种更为合理的谱系学的理解。     

论清代徽州官府对“一田两主”习惯的禁革——以官府“告示”为中心

"一田两主"是明清时期全国性的地权习惯。清康熙年间,徽州官府对田皮习惯延续明代"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默认态度。自雍正朝开始,各地官府倾向于禁革或限制田皮习惯。从徽州府及所属歙县、休宁县发布的"告示"来看,各地对"一田两主"的限制程度和禁革措施不尽相同。地方官主要从"清田业""杜讼端"等有利于行政职责完成或升迁考核的角度,对田皮习惯进行禁革,习惯的合理性和客观性不是其关注的重点。田皮习惯是经过反复实践形成的具有实效性的地权规则,很难凭借公权力强行禁革。以官府和官员利益为核心的地方性立法,与民间习惯呈现出二元张力。     

《礼书纲目》与江永学术

《礼书纲目》是江永卷帙最大的著述,其编撰对江氏学术产生深远影响。《纲目》完撰后,江氏以相同体例续编《近思录集注》《四书典林》《四书古人典林》等理学、制举用书。其礼书编撰对律吕、历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后来相关研究奠下基础。江氏研究对朱子学术的批判继承,以及专门考证,表示着学术的转向。江永后期转向礼学考证,多以札记形式进行专题研究,批朱崇郑。这一转变萌生于《纲目》编撰,和清初学术由博转精的历程一致。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探讨——贪污贿赂罪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的刑法教义学评析

根据法教义学解释,"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犯罪构成的客观要素内容。主观要素的观点有其历史原因。"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对受贿罪构成具有全面影响力。其主要功能就是对入罪进行限缩。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认定的司法解释,将客观行为与意思表示并列,在逻辑上发生错位。以推定代替事实证明,对犯罪事实采取"二次推定",违背了证明规则。"事后受贿"的规定明显超越文义和立法含义,是典型的越权。应当慎重对待受贿罪的司法解释。     

清代“新满洲”八旗子弟教育研究

[提要]东北边疆诸部族多精于骑射、崇尚武功,为保持满洲“尚武”习俗、提高军队战斗力,清政府对“新满洲”八旗进行以“国语骑射”为主的兵丁教育;为了培训和教育大批满洲八旗的军事预备役及后备力量,又在东北各地筑城及设置八旗驻防的同时,陆续设立八旗官学、义学等教育机构,对“新满洲”八旗官兵子嗣进行系统的旗学教育培训。另外,发遣东北的汉族流人以私塾和教书授徒方式开展的私家教育,也成为“新满洲”八旗子弟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礼为学，学以至圣 ——荀朱为学观之考察

荀子与朱子均主张为学以礼、学以至圣。荀子主张“大积靡”,朱子力推“格物致知”,均强调以经验主义的方式求知,注重循序渐进、日积月累。荀子、朱子的性论不同,但两人都强调心的认知功能及对性情的主宰作用。两人均将“心”视为连接知识与道德的肯綮,荀子主张“虚壹而静”,朱子强调“主敬涵养”。朱子的“主敬涵养”更贴合传统儒学的礼教精神,同时又融合了佛道的修养体系,是更具操作性和理学特色的修养工夫。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