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字》中的人性与科学

霍桑在他的代表作《红字》中,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让我们看到人是善和恶的混合体.人性在善和恶之间摇摆,人所掌握的科学也随之或造福人类或危害人类的幸福.     

论善恶与义务

对善恶与义务范畴的联系与区别,思想史上曾作过一定的探讨。立足于唯物史观,从实践观点出发,对善恶与义务关系作历史的具体的阐释,才能进一步揭示出善恶与义务的关系及其特征。善恶与义务在历史中的发展是目的与手段关系的同一、分化、再统一的过程。在具体的内容上,善恶作为利益关系中的道德价值取向是目的性、理想性和先进性的层面,而义务则是社会规范的基础性层次。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死亡叙述之比较

死亡叙述,是<金瓶梅>与<红楼梦>文本叙述中的主体内容之一.由于两部作品在死亡场景描写、死亡意象设置,以及死亡的叙述功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对死亡的叙述中,<金瓶梅>传达出的是"善恶有报"的道德劝戒,而<红楼梦>在体现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倾向的同时,也把我们引向了对生存的悲剧性的体验.     

荣辱的确定性问题研究——读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荣辱标准确定与否的问题是荣辱观建设的首要问题。荣辱是对思想或行为的价值评判与情感体验，价值评判的根据在于善恶。黑格尔指出，善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是确定的与客观的。善的具体展开即为义务，义务具体表现为弃恶从善的义务，以及善与善冲突时加以抉择的义务。义务履行恰当与否的标准是确定的。善与义务的主观性环节即为良心。形式的良心是主观任意的，真实的良心是有其客观效准性的。     

佛学与理学:迈向现代思维一个必经的阶梯

自西汉以后,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就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来说,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会的历史。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便不能只孤立地研究儒家思想,还要同时研究佛道思想。否则,不能把握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全貌,也无法了解儒家思想的发展。而由于与道家思想相比,佛教思想具有更丰富的理论内容和更精致的思辨结构,对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家思想的发展影响更大,所以,对佛教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佛儒两家思想既相互汲取又相互排斥关系的研究,便显得更为重要了。     

“春秋笔法”与《国语》历史书写

"春秋笔法"是通过遣词用语来表现"褒贬善恶"的一种历史书写方法,故古人对"春秋笔法"特征的概括,历来有"一字以褒贬"之说,旨在强调"春秋笔法"这种语约义丰的修辞特色.《国语》通过历史时间的取舍剪裁、语言措辞上的字斟句酌、史实的详略安排来体现人事的褒贬,所秉承的正是这种史家精神与历史书写方式.     

论道德判断

道德判断是主体根据自己已有的道德价值观念、社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对自身或他人的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所进行的善恶价值断定。道德判断的标准有三:社会道德体系是道德判断的直接性标准,生产力是道德判断的根本标准,生产关系标准则是对二者的整合。道德判断从形式上而言,具有道德指令判断、道德规范判断和道德评价判断三种。     

儒佛之际与宋初性无善恶说

汉唐儒家“罕言性命”导致长期的颓势,与善恶判断直接联系的性三品说解决不了“天何不平乎”的问题,宗密围绕“本源”对佛、儒优劣的评判暴露了儒家的窘境。从李翱到欧阳修,《乐记》、《中庸》的资源受到重视,“人生而静”和“天命之谓性”开始结合,先天本性无善恶为学者所接受,并由此展开了儒家的“复性”之路。性无善恶的思考开始于佛教,从惠能到延寿,明确提出了“性无善恶,能生善恶”之说,使理论的重心从千年来着眼于善恶判断的人性论,向性体与善恶相状相互作用的本体论转化。欧阳修奋起反佛,彰显礼义以作为“胜佛之本”;契嵩批驳欧阳修的辟佛论而大倡儒佛和合,但在性无善恶的问题上,二人实际上又走到了一起。以佛家为先导的性无善恶的主张,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哲学以性为本观创建的开始。     

网络行为的若干道德评价难题

网络行为是人在智能时代的普遍行为方式,网络伦理是使网络行为文明化的道德规范。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既相关联又区别很大,这使得网络行为所面临的伦理问题既新颖又复杂。从网络行为中所包含的基于元伦理的善恶难辨,到基于效果论和义务论的原则悖反,再到基于道德主体不同的角色冲突,都是网络行为道德评价中所面临的难题,也是建构网络伦理、导引网络文明行为而需要加以深入探讨并寻求基本共识的重要问题。     

善恶报应与女性关怀 从刘清韵的聊斋戏谈起

刘清韵是晚清著名女戏曲家,她以毕生精力从事戏曲创作,留下了丰富的戏曲作品,但却未引起世人的关注。笔者在全面梳理其作品的基础上,拟就其作品的思想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本文试图通过其聊斋戏与小说原著的比较,阐述女作家独特的善恶报应的道德观以及对家庭完整的追求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