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陷开出民主不同理解九种——关于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不同理解的评论

自牟宗三提出坎陷开出民主的思想以来,相关争论不断,总的倾向是质疑者多,认同者少。本文将这些不同意见划分为内圣实非可能论、内圣外王俱失论、无法直接开出论、反泛道德主义论、内圣取代外王论、良知不可坎陷论、坎陷须行两步论、坎陷或非必要论、实践理性优越论等九种,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一一予以评论,希望以此消除对牟宗三这一重要思想的误解。     

人皆可以为尧舜:论颜元的"偏圣"观 ——兼谈明清圣人普遍化思潮

颜元承孟子性善之旨,认为"人无有不善",但他亦不得不承认人的气禀有偏正之分.在"偏亦为善"的基础上,颜元认为,气质偏驳之人能够通过后天的学习有所作为,最终成为伯夷、伊尹、柳下惠等这样的"偏圣".颜元继承了孟子、朱熹关于"偏圣"的说法,却一改孟、朱对其"虽为圣但吾不取"的态度,对"偏圣"给予正面的认可.对于气质偏驳之人如何成圣,颜元亦提供了"就其质性之近而学,近夷学夷,近惠学惠"的方案.颜元的"圣人观"受到明代以来圣人普遍化思潮的影响,他吸收了王阳明"以才力论偏圣"之思想,进而发展为"以气质论偏圣",极大地扩充了"圣人"的范畴,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成圣道路,较诸王阳明,走得更远.     

"谱身"兼"谱道":清代衍圣公宗族意识的表达和实践

"谱身"与"谱道"是清代衍圣公纂作族谱时经常使用的两个概念,折射出是安于"圣裔"身份抑或争入"道统"谱系的纠结状态。结合孔府档案所藏孔氏族谱、衍圣公和时人论述,可以看到:清代以前孔氏族谱重在"考世系,叙尊卑",以此来表先德而合全族;至清代则变为"锄非种,辨窜冒",强化内外孔之别和真伪孔之分。同时,在清代衍圣公的深层意识之中,还暗存着某种以道统自居及以传道自任的使命感,每当政治控制稍显宽松或儒学发展受困时,此一暗流就会浮于面前,故"谱身"只是表面功用,"谱道"才是终极指向。     

"圣之时者"与历史地思——马克思与儒家在运思方式上的契合

儒家思想有其强烈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感,这是它同马克思主义能够相契合的一个重要缘由。因为马克思所特有的运思方式,就在于在西方哲学史上恢复了对时间性的信赖,开辟了"历史地思"的独特路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运思方式上的一致,才是两者实现其可能之会通的根本前提。因为它从哲学意义上保证了会通双方在元问题(meta)层面上的契合。     

荀子“多言而类”的礼学阐释

对荀子"多言而类"的阐释应该在荀子理想人格以及人格等阶差别的意义域中展开。荀子"多言而类"的观点既是对理想人格语言特质的抽象概括,在特定的荀学语境中又转化为具体的、极富实践性的礼言规范,并可以与其他礼学典籍中的语言观相互参照。"多言而类"既是政治意义上的治国理念,又是修身意义上的道德规范。其对言行之间的一致性、言语所遵守的礼仪规范、言语的务实态度所做的规定不仅仅是对圣人个体语言的修养要求,言语的修养次第实际暗喻了各个人格位阶不同的政治地位,以及与其政治地位相对应的政治职能。     

族群认同的宗教性建构——以兴蒙乡蒙古族为例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活在云南兴蒙乡的蒙古族人,获得了正式民族身份,民族意识逐渐增强。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传统信仰复兴的大背景下,通过把当地原有的关圣宫改建为三圣宫,发明一整套祭祀祖先三圣的仪式,并在新近创造的忆祖节和从内蒙古引进的那达慕节等重要场合展演加强这种新的信仰和仪式,完成了一种"三圣信仰"的新宗教体系及其自我再生产机制的构建,通过宗教信仰的途径实现了建构和表达自身族群认同的愿望。当然,这一系列宗教性的族群认同表达方式的发明,实际上深深根植于当地的原有信仰与文化,因而能够有效的表达与持续维系当地人的族群认同。     

论圣史学的兴起、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圣史学是伊斯兰文化史上的一门传统学科,主要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生平历史进行研究。从圣史学的最初发端到发展成熟,再到今人对圣史学的重新解析和专题研究,其中不仅蕴含着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而且还蕴含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进一步开展对圣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穆斯林正确理解和把握伊斯兰教的中正仁爱思想,弘扬伊斯兰教的和平宽容精神;而且有助于人们客观、公正、全面地了解伊斯兰文化,消除误解,促进文明对话,维护社会和睦。     

相如赋经典化史述

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类,汉赋具有毋庸置疑的经典性。司马相如作为汉赋创作的奠基人物,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相如赋却经历了初成阶段的词章、思想与文本的纠葛,发展阶段经学对辞赋的介入而出现的向背与矛盾,特别是通贯赋史的由“辞宗”到“赋圣”称号的变迁以及内涵从修辞而体义的进程,其彰显的时代性与独创性皆值得探讨。而回归汉廷的文学思考,则是相如赋经典化的现代认知及其意义。     

“衍圣公世袭制度”、“教皇选举制度”、“活佛转世制度”的文化特征

作为一种有别于世俗政权的文化权力,儒家、基督教、藏传佛教的文化命脉需要获得一种稳定的传递模式,而"衍圣公世袭制度"、"教皇选举制度"、"活佛转世制度"的出现,则刚好符合其各自的文化土壤和信仰特征,因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得以维系:"衍圣公世袭制度"注重血缘的延续,有着明显的世俗伦理色彩;"活佛转世制度"注重灵魂的转世,有着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特征;"教皇选举制度"既注重世俗权力的平衡,又注重信仰内容的传递,有着半世俗半信仰的成分。分析和对比这三种独特的权力继承模式,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儒家、基督教、藏传佛教的文化内涵。     

兽之美者：滇象北往与贡象南来(之三)——基于历史民族学的人象伦理关系考察

以2021年滇象北上为缘由,梳理了亚洲象在中国史前的分布及其南向退却的研究线索,对《尔雅》中“有梁山之犀象焉”的经典之论进行了地理方位及其含义的考辨;从中国历史时期朝贡体系的视角,对中央王朝崇尚象牙制品、宫廷卤簿陈布驯象仪仗的传统进行了探讨;行文遵循了依时叙事的脉络和古今知识融通的书写,突出了唐宋以降诸朝在象牙聚敛和驯象利用方面的史实,就域内外“南蛮”之地驯象之贡象征的天朝威仪及其对五方之民互动关系产生的影响,展开历史民族学的研究。述及诸如契丹索驯象、女真掳驯象以效法中原卤簿威仪的“礼乐文章”认同,元朝统治者驭象以乘、往返两京的壮举及其对明清两代的影响,明清宫廷驯象之尚在域外“东夷”藩属的蛛丝马迹,乾隆赐驯象于卫藏的治边理念,以及南越象奴留驻宫廷的境遇等历史故事,其中不乏对相关资料和观点的辨析;在较充分地利用正史、野史有关人象关系的资料基础上,指出了以“象齿焚身”为代表的生态伦理扭曲及其对社会观念的误导,揭示了殷商史鉴之“象箸玉杯”、天子美德之“不贵远物”的实践悖论,析述了历代王朝衰败于“象牙筷定律”的象征意义。中国古代大象资源的南却和锐减,杀象拔牙、宫廷驯象利用是不可回避的动因。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