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立则政立”:传统国家治理的特色逻辑

"身立则政立",即通过修身来实现国家治理,自成体系,影响深远,为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的主导性思想。其内在的思想逻辑可以上溯于先秦诸子,同时在其后续发展中表现出体系性与冲突性相伴生的特点。不论对于历史发展还是当今现实,这一思想均具有重要的适用价值。     

从《太玄》看道家理论思辨对扬雄的影响

《太玄》是扬雄哲学体系的代表作，不管就《太玄》的结构来看，还是就其思想内容（“玄”的概念、事物发展一分为三的思想格式以及事物转化的思想）来说，都受到了道家思辨哲学的极大影响     

论西汉士人对屈原自沉意义的思考

屈原的自沉对西汉士人心理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文章以纵向为经,动态地描述屈原自杀对汉代士人文化心理塑造和嬗变过程;以横向为纬,结构性地描述特定时期特定的思想文化资源。为集中主题,我们选取贾谊、司马迁、扬雄这三位分别代表西汉初、中、后期的文化巨人为参照,多方位地表现西汉士人对屈原自沉意义的文化思考。     

扬雄、刘向所见《九章》仅五篇辨证

屈原的《九章》是考见屈子行事始终和心灵轨迹的重要篇章,值得深入研究。现当代学者刘永济等认为,汉朝的扬雄、刘向所见到的屈原创作的《九章》只有前五篇,《思美人》以下四篇皆非屈子之作。然通过对汉朝《楚辞》的传播和版本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扬雄所见版本可能与今本不同;即使与今本相同,即使扬雄只模仿前五篇,也不能证明后四篇就是伪作。而刘向《七叹》中的＂犹未殚于《九章》＂,只要联系上下文来正确理解,就会发现其根本就不是说《九章》有没有写完的问题,而是说在《九章》中也未能殚尽（全部排解掉）＂心纷结＂＂烦错＂和＂志纡郁＂。种种证据都说明汉朝学者根本就没有怀疑《九章》非屈原之作。     

扬雄与蜀文化

扬雄是从西蜀走出的文化巨匠。扬雄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与蜀文化之间有很深的渊源，从他身上，可以窥见众多蜀文化的特质与亮点，这就是:扬雄是文翁化蜀、“蜀学比于齐鲁”的典范；是“自古文宗出西蜀”的典范；是蜀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典范；是蜀人擅长浪漫思维的典范；是蜀人擅长逆向思维的典范；是“易学在蜀”的典范；是古蜀文化的守望者与拓荒传播者。     

取《易纬》驳谶符：扬雄与谶纬学说

扬雄与谶纬学说关系复杂纠葛,之所以如此,源于＂谶、纬相同还是相异＂的历代学术公案。重新清理＂谶、纬论辩＂的史料依据,就会发现这一公案的真实面相：争论双方只是立足点不同,其实结论一致,即＂谶、纬＂内容有异、名称互杂。以此为前提,扬雄与谶纬关系的梳理就会比较清晰,扬雄是＂取纬驳谶＂,吸取《易纬》的宇宙生成理论、＂数字生成次序＂、＂易数的方位排列＂、＂卦气说＂等汉代学术资源,批驳＂欺世罔俗＂具有灾异性质的＂谶符＂。     

从《孝至》后半篇看扬雄对王莽的态度

《法言》一书当完成于汉平帝时期王莽取得“宰衡”称号不久,《孝至》后半篇中赞美王莽的文字,既不是扬雄为了谋得某种好处而有意媚莽,也不是为避祸而写的逊避之词,而是反映扬雄在当时真心拥护王莽采取的政策。     

模仿与超越：扬雄经学思想论析——以《法言》为中心

扬雄是西汉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与经学家。他身处经学兴盛但又今、古文经纷争不息的"经学昌明时代",因政治、著作等因素被后世忽略了其学术贡献。以两汉今、古文经学的差异为考察背景,分析《法言》大胆采用模仿经典形式背后的撰述动机,显示出扬雄在经学发展转型时期,不囿于一家一派,调和今、古文经学的自身学术立场及其"重德轻事""深约解经"的经学思想。此外,《法言》中展示的援道入经倾向,以及扬雄在后世所受褒贬不一的历史评价,昭示着中国儒学在由经学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理论的不断完善与成熟。     

扬雄与道家思想

本文首先分析了作为文学家的扬雄从辞人之赋到贤人失志之赋的转变，接着分析了作为思想家的扬雄既宣扬儒家的仁义，又吸收道家的玄通的哲学；最后两节，对扬雄由积极入世，到追求超凡脱俗，再到因顺明哲的处世观，做了具体分析评价，展示了扬雄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扬雄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按照扬雄对“文质”关系探讨领域的不同,其美学思想内在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创作大赋期间为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对形式美的追逐;撰写《太玄》期间为第二阶段,主要是研究真与美的关系;写作《法言》以后为第三阶段,主要研究人格精神美和美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政治腐败、帝王荒淫是其转变之外因,对文学与美的关系的不懈探求是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