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为圣——杜甫的人格内涵解析

本文从对杜甫“诗圣”美称中“圣”的含义的讨论出发,证明“圣”是对杜甫人格的高度赞扬,通过对杜甫作品的分析进一步阐释了杜甫“圣”的人格精神的内涵。并同时分析了杜甫媚俗的人格缺陷形成的社会背景,证明这并不是杜甫人格特征的主要方面。     

"内圣"七议

"内圣外王"是儒学从古至今万变不离其宗的运思模式。"内圣"是外王之根据。对"内圣"进行学理性分析,可透析儒学的真义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由于作为"外王事功"之根据的"内圣"本身之根据是难以定立的,由此决定着儒家学说的空蹈,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沟壑,既很难使人们在德行的维度精进,更难于将仁政德治落实于现实的政治行为中,甚至使儒家"内圣"之学成为专制主义的护符。     

文之枢纽:从儒家经典到文学经典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视为"文之枢纽".所谓"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纲.对于总纲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把握.我们认为<原道><征圣><宗经>可以看作是"文心"部分,分别从文体论、审美性和创作论方面体现了刘勰儒家经典文学化的观点;<正纬>和<辨骚>归为"雕龙",体现了文学经典的确立."文心"和"雕龙"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文学范式:儒家经典向文学经典的转化.     

论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思想

从《桃花扇》“三易其稿而书成”的全过程来看，孔尚任的创作思想是有变化的。在他没有出山以前，其初衷只是单纯的吊明之亡，抒发兴亡之感。出仕以后，因为感激康熙皇帝的知遇，所以又产生了颂扬圣朝的构思。但是，淮扬现实生活的磨难，冲刷了他的颂圣意识。他到扬州和南京亲自访问了南明的遗民和遗迹，不仅获得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离合之情与南明兴亡的题材细节，而且引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他回到北京以后，看到太平国的昆班新戏，促使《桃花扇》进入了定稿阶段。从剧作的主观命意来分析，作者徘徊在“吊明”与“颂圣”的矛盾中，为了“吊明”，他不得不先行“颂圣”，以免遭到文字狱的祸害。但客观意蕴却突破了主观命意的束缚，广大读者受到艺术感染的是亡明痛史激发出来的民族情绪。侯、李双双入道的结局，也是作者潜在民族感情的一种表现。     

论贾克梅蒂和塞尚审美特征的差异

贾克梅蒂和塞尚在审美方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人生体验,以及不同的视觉思维方式,也导致了画家审美特征的诸多差异.文章从四个角度进行了论述--情感的体验、观察的方式、审美的倾向和视觉的传达.     

唐玄宗《庆唐观纪圣铭(并序)》"汾阳之龙角山"考--绵山龙脊岭曾叫龙角山

重新解读山西浮山唐玄宗亲撰<庆唐观纪圣铭(并序)>一文的第三自然段,发现"汾阳之龙角山"一段属于插叙文字,并非写浮山龙角山.高祖时代的汾阳龙角山与玄宗命名的浮山龙角山系两座山.高祖时代的汾阳龙角山即今日介休龙脊山,碑文中的汾阳指唐代汾州.浮山龙角山原名羊角山,高祖时改浮山县为神山县,玄宗时才更名龙角山.     

坎陷开出民主不同理解九种——关于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不同理解的评论

自牟宗三提出坎陷开出民主的思想以来,相关争论不断,总的倾向是质疑者多,认同者少。本文将这些不同意见划分为内圣实非可能论、内圣外王俱失论、无法直接开出论、反泛道德主义论、内圣取代外王论、良知不可坎陷论、坎陷须行两步论、坎陷或非必要论、实践理性优越论等九种,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一一予以评论,希望以此消除对牟宗三这一重要思想的误解。     

人皆可以为尧舜:论颜元的"偏圣"观 ——兼谈明清圣人普遍化思潮

颜元承孟子性善之旨,认为"人无有不善",但他亦不得不承认人的气禀有偏正之分.在"偏亦为善"的基础上,颜元认为,气质偏驳之人能够通过后天的学习有所作为,最终成为伯夷、伊尹、柳下惠等这样的"偏圣".颜元继承了孟子、朱熹关于"偏圣"的说法,却一改孟、朱对其"虽为圣但吾不取"的态度,对"偏圣"给予正面的认可.对于气质偏驳之人如何成圣,颜元亦提供了"就其质性之近而学,近夷学夷,近惠学惠"的方案.颜元的"圣人观"受到明代以来圣人普遍化思潮的影响,他吸收了王阳明"以才力论偏圣"之思想,进而发展为"以气质论偏圣",极大地扩充了"圣人"的范畴,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成圣道路,较诸王阳明,走得更远.     

"谱身"兼"谱道":清代衍圣公宗族意识的表达和实践

"谱身"与"谱道"是清代衍圣公纂作族谱时经常使用的两个概念,折射出是安于"圣裔"身份抑或争入"道统"谱系的纠结状态。结合孔府档案所藏孔氏族谱、衍圣公和时人论述,可以看到:清代以前孔氏族谱重在"考世系,叙尊卑",以此来表先德而合全族;至清代则变为"锄非种,辨窜冒",强化内外孔之别和真伪孔之分。同时,在清代衍圣公的深层意识之中,还暗存着某种以道统自居及以传道自任的使命感,每当政治控制稍显宽松或儒学发展受困时,此一暗流就会浮于面前,故"谱身"只是表面功用,"谱道"才是终极指向。     

"圣之时者"与历史地思——马克思与儒家在运思方式上的契合

儒家思想有其强烈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感,这是它同马克思主义能够相契合的一个重要缘由。因为马克思所特有的运思方式,就在于在西方哲学史上恢复了对时间性的信赖,开辟了"历史地思"的独特路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运思方式上的一致,才是两者实现其可能之会通的根本前提。因为它从哲学意义上保证了会通双方在元问题(meta)层面上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