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法律研究的权利泛化挑战与场景化因应研究

近年来伴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其应用和推广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风险和挑战.在讨论人工智能对既有法律制度的挑战时,亟待厘清的重点体现在权利主体的责任承担、算法解释的权利内涵、政府监管模式的权利限度等方面.人工智能法律研究遭遇到新兴权利扩张性与法治守成性之间的龃龉,由此而引发的权利泛化困惑与挑战使其面临着修辞与实践的两难诘问,亟需澄明其中的冗余要素、核心范畴和权利向度.借助CiteSpace和VOSviewer两种软件综合分析Web of Science数据库和CNKI数据库中以人工智能法律研究为主题的中英文献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旨在揭示人工智能法律研究领域的权利主体证成、权利表达逻辑、权利实现向度的分歧而引发的规制效能低下风险和权利泛化迷思.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人工智能法律规制领域中权利向度的标准化、类型化、精细化和场景化.     

类型化视域下自然保护地立法的制度建构

自然保护地在维持生态平衡,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存在一定差异.《自然保护地法》立法工作须依赖理论上对自然保护地的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对应型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的空间差异,可以将当前相互重叠、缺乏体系的自然保护地划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小区等四种类型,搭建"1部基础法律+4部类型化条例(或法律)"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并可以通过体系化公法、私法制度工具强化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治理.     

东北地区推进绿色发展的法治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党和国家基于新的发展需要提出了旨在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理念,实现了发展理念的迭代与升华.当前东北地区当以绿色发展理念为依据对相关法律规范进行价值升级,依托法律的价值导向作用,以科技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实现法律与技术在绿色发展命题下的交互,运用法律激励机制破解集体行动困局,激励全社会投入绿色发展实践,实现东北地区全面振兴.     

以“空间中的身体”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和视觉叙事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塑造了大量隐喻性的“农民老父亲”形象，以此阐释农村社会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和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老父亲”群像脱离了智慧老人的文化原型，从革命和建设的先锋英雄转化为有待启蒙的群氓，并通过强化图像叙事、减弱语言叙事的方式，使图像的隐喻性更为突出。“空间中的身体”是该影像的核心，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各类对比关系，其内涵可以向性别、阶层、个体/集体、公共/私人多个面向展开。苦味肖像、“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和“人际空间中的身体”三类图像是分析的切入点。肖像镜头背离了中国电影传统，呈现出大面积阴影、沉默和隐匿表情的共同特点。“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图像突出身体和劳作空间的关系，强调身体性（暗示劳作），忽视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人际空间中的身体”图像将视觉传统中“父—子”间隐喻性的上下空间关系反转呈现，将父亲们描述为既处于对立立场又缺乏话语权的旁观者，需要被“子一代”启蒙。“空间中的身体”作为符号帮助建立“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将相关的文化、经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觉化，参与启蒙叙事，同时，也将“父亲们”塑造成他者化的“沉默的异化的劳动机器”，参与了对城乡界限的意指实践，使之成为银幕上的文化地理学案例。     

治理效能视角下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制度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并非直接相关,可以从有序性和有效性两个维度分析公民参与及其治理效能的关系.为提升治理效能,以程序性规则为核心的制度设计能更为充分地保障公民有序有效参与公共服务,实现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有序合作.基于全过程民主、程序性权利和共同体秩序等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维度考量,再以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公民参与为例,从公开公示机制、意见表达机制、回应吸纳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构建公民全过程参与制度,并探索公民参与的方法和策略.通过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内化、方法创新与技术转型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非法集资投资人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的反思与破解

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对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诉讼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再加上此类案件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的特点，处置程序缺乏相应规范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针对投资人诉讼地位，可结合法益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性及有利司法实践原则，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被害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证人。针对投资合同效力，可结合民法典及刑事立法精神，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则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等对投资合同的有效性、是否可撤销等进行具体区分。同时建议设立公告程序及诉讼代表人制度，充分保障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及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益。     

《民法典》中共同生产经营型夫妻共债的认定 ——兼论第1064条第2款与第56条第1款的关系

《民法典》第1064条第2款规定夫妻一方举债用于"共同生产经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因"共同生产经营"概念模糊与不确定,经营型夫妻共债的认定标准莫衷一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同案异判现象.通过法律解释和类型化分析,经营型夫妻共债应以共同参与为认定标准,共同参与包含夫妻共同投资、一方投资而另一方参与经营两种情形.存在经营实体时,夫妻需对经营实体发展有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经营实体时,共同参与的认定以一方投资而另一方参与经营为主.此外,《 民法典》 第1064条第2款与第56条第1款并不存在关于举证责任分配规定的冲突,两条款互为补充,符合潘德克顿体系下《民法典》总则与分则之间统辖遵从的关系.     

劳务派遣法律规制与实践背离的法社会学探究

通过对劳务派遣法律规制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考察发现:法律规制是一回事,劳动实践又是另外一回事.在劳动实践中通行并发挥作用的规则,并不完全等同于书本上的劳动法律.如何从理论上理解并解释该现象以及如何分析其成因并提出有建设性意义的对策是我们关注并解决的问题.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运用"行动中的法"的理论分析了劳务派遣法律规制的修改、实施问题,揭示了劳务派遣法律规制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现象并予以理论化和类型化,进而从立法和法律实施两个角度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即劳务派遣法律规制的不足,影响了法律规制的实施效果;弱化的行政执法,造成了法律规制效果的低下;"双轨制"用工制约了法律规制实施效果,三方之交易行为规避法律条款,架空了法律规制.     

论我国民事"独任制+普通程序"组织模式的完善

在对诉讼程序作精细区分的前提下,"独任制+普通程序"组织模式下的案件类型为事实不易查清但法律关系明确的案件,事实不易查清应界定为案件事实需要耗费较长时间经过调查、取证等程序性事项后即可查清的案件.此外,各类组织模式的衔接应以是否符合类型化案件为条件,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与"合议制+普通程序"的民事案件在审理期限上应有所区别.应完善法官遴选制度和健全法官责任机制的司法配套改革,以保障"独任制+普通程序"组织模式的有序运行.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改良路径

我国传统自然人税源管理制度和国际税收管辖权划分规则因经济数字化冲击暴露出既存缺陷。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和国际合作组织的税制改革措施和提案，我国可尝试建立自然人数字税务账户，完善自然人纳税申报制度，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修缮配套税收征管法律。同时，根据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分别采取短期、远期方案构建数字服务税制，引入数据存在原则作为判别常设机构的新标准，并重新考量利润分配的要素权重，以防止数据价值流失，维护国家税收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