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的发展分析

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体现出政党、工会和雇主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有助于厘清其中社会对话机制面临的挑战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分析表明,在转型初期,社会对话机制在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发展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然而,自金融危机开始,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出现自由主义倾向,社会对话所发挥的作用难以使其社会经济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治理的发轫与嬗变：中国历史视野下的考察

国内学术界一般以西方学术发展史作为背景，把治理作为一种社会互动来进行研究。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治理，发轫于中国社会生活，其内涵最初主要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即有收成才能够形成秩序也就是治理。从“乂”这个象形文字来看，乂就是治理，其原意为“收割”。不过，围绕生存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逐渐产生了更加丰富的社会权力关系，而巩固和拓展这种权力关系则使得构筑更加严格的秩序成为必然。神秘感是构筑秩序的重要依据，而赋予仪式以神秘感的则是觋、巫等知识群体，他们将天、帝、王、人通过仪式联系在一起，建构起一套以礼为基础的秩序。但是，西周末年，觋、巫的神秘感被世俗的君权摧毁以后，“君臣秩序”以及由此构筑起来的社会秩序都被颠覆，从而导致“君臣之礼既坏”和“礼坏乐崩”的情形。“以智力相雄长”不仅表现在王室内部、诸侯之间、社会层面上，而且也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从此以后，士绝大多数以追逐爵禄而骄天下为荣，以至于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士贱而君肆”的情形。“君士互动”的治理模式，正是随着神秘主义的礼的崩溃而崩溃的。     

劳动作为出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史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章《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其中指出，1957年仅有小部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能升学，绝大多数将不能升学，主要出路是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以这一社论为切入点，通过对1957年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小学普通教育和适应国家治理需求的历史实践过程。其典型表现是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视为“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的重要议题，那么，如何对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作出时代性回应就成为理解这一问题史的关键。     

人际意义视阈下新媒体语篇图文关系探究——以微信公众号China Daily文章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新媒体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为了更加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新媒体语篇由多种模态呈现。其中，图片与文字两种模态及其模态间关系对语篇目的的实现起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选取China Daily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文章为例，以Martin等人的评价系统与Kress&van Leeuwen的视觉语法为依据，分别考察该类语篇中图片与文字所体现的人际意义，并以Martinec&Salway的图文关系为基础，进一步探究人际意义视阈下新媒体语篇中存在的图文关系。      

迈向多元、关联与合作:关系民族志的新思考

关系主义范式的转向是当代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新视角,是从本体论与认识论出发,侧重于对本质论、实在论和实证主义的反思,克服主体/客体、本质/现象简单二元划分以及静态式结构分析的弊端。首先分析本质论、结构主义与二元论的视野盲点,然后分别从世界、社会、文化的三重维度来阐释民族志中关系主义研究的重要性,最后总结出:跨界、多元、复数与混合是当下世界的现实。关系民族志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也是世界体系下研究复杂社会与文化越来越重要的方法。我们应提倡一种动态的、情景的、关联性的整体观,迈向多元、关联与合作,实现民族志新的知识生产。     

网络民族志基于研究者身份的伦理关系

民族志一度是研究者专业生产他者知识的手段与途径,但在反思传统与顺应新潮流——互联网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直以来研究者自己也是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互联网兴起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网络时代的到来促使研究者的身份发生了显著转变:由自己是主体,被研究者是他者,转变为双方是平等的交互主体;由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主体;由主动的实践者转变为静默的潜伏者等.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身份的变化,为新的研究伦理关系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既是学术研究的手段,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劳动合同无效时竞业限制条款还有效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时,除另有约定外,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或者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后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从侧面反映了有效劳动合同中竞业限制条款的独立性。     

量刑程序改革的辩护视角:误区与辩正

量刑程序改革渐至瓶颈,量刑辩护成为深化制度改革的突破点。以量刑辩护为视角,量刑程序中的辩审关系与控辩关系成为改革的重要维度。量刑辩护存在相应的制度性缺失,主要包含量刑辩护的本体缺陷、辩审关系的实践偏移以及控辩关系的制度偏差。为有效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贯彻量刑程序改革之初衷,量刑辩护需要从3个方面加以完善:一为本体进路,实现律师的人员配备与专业化;二为辩审进路,从裁方量刑说理、辩方调查取证与量刑意见着手;三为控辩进路,完善审前的信息开示、量刑支持与审判的对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