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改良路径

我国传统自然人税源管理制度和国际税收管辖权划分规则因经济数字化冲击暴露出既存缺陷。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和国际合作组织的税制改革措施和提案，我国可尝试建立自然人数字税务账户，完善自然人纳税申报制度，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修缮配套税收征管法律。同时，根据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分别采取短期、远期方案构建数字服务税制，引入数据存在原则作为判别常设机构的新标准，并重新考量利润分配的要素权重，以防止数据价值流失，维护国家税收主权。     

类型化视域下自然保护地立法的制度建构

自然保护地在维持生态平衡,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存在一定差异.《自然保护地法》立法工作须依赖理论上对自然保护地的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对应型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的空间差异,可以将当前相互重叠、缺乏体系的自然保护地划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小区等四种类型,搭建"1部基础法律+4部类型化条例(或法律)"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并可以通过体系化公法、私法制度工具强化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治理.     

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法律防控对策研究

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是指发生在我国某个区域呈现一定规模并关系到民族或者宗教性因素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从民族政策与法律的角度而言,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参与人群或当地政府某些部门法治意识淡薄,而我国相关政策法规还有待完善,当地政府有关政策信息并没有依法公开,不注重利用和构建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为此,要对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进行防控,一方面要加强少数民族群众和涉事地党政领导干部法律政策规范意识的培养,树立法律信仰,另一方面要完善公民参与机制和相关的政策、法律和法规,严格做到依法办事。     

我国涉外一般侵权法律适用的现状、特点及改进建议——基于93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对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4条的93份有效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涉外一般侵权案件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涉外一般侵权法律适用规则存在扩大化适用的现象,法院未正确处理特殊侵权规则与一般侵权规则、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的关系,导致法律适用错误;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法律推理过程错误。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缺乏选法理由,直接援引法条作出裁判;另一方面,说理过于简单,法律推理混乱,如存在适用第44条中不存在的系属公式、未审查当事人是否达成选法合意、未对"经常居所地"进行认定等问题。因此,我国应细化涉外一般侵权法律适用规则、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加强司法职业保障制度,并构建多元化涉外纠纷解决机制。     

“世界文学”：概念辨析、逻辑维度、当代省思——基于《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分析

《共产党宣言》科学归纳了资本主义文化形成的历史进程,对世界历史境遇下的文化发展趋势作了详尽的阐发.透过“世界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具体进路,呈现了文化随生产力、生产关系、全球化而发展的基本逻辑,提供了文化建设与文化治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文学”思想考察当今诸多的文化现象与有关文化发展的思想观点,可以获得多方面的思想洞见.文化具有经济性,也具有政治性;具有民族性,也具有融合性;文化发展具有被动性,也具有主动性.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封闭主义、“普世价值说”与文化发展的基本逻辑相背离.创新、交流、自主应成为文化建设与文化治理坚持的基本原则.     

我国通用航空法律制度问题分析

随着《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陆续发布,我国通用航空的市场已经逐渐明朗.与巨大市场形成反差的是我国关于通用航空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要保障通用航空的健康发展,认清我国通用航空现实的法律状况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是较为可行的方法.     

概念迁移视阈下基于语料库的非英语专业学习者动名词搭配错误研究

文章拟从概念迁移视角研究大学英语写作中的动-名词搭配错误，研究采用语料库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语料取材于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CLEC），包括大学英语低年级学习者（St3）和高年级学习者（St4）两个子语料库。利用检索工具Ant Conc3.58检索中国学习者作文中的动-名词搭配错误，从而对大学生英语写作中的动-名词搭配错误进行描述与分类，进而分析造成大学生英语写作动-名词搭配误用的潜在原因，并对现有大学英语教学做出反思。     

人工智能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困境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