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色理论看中国传统的用色现象

“五色”体系是伴随“五行说”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而来,五行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影响着中国古代先民们的思想意识,所以五色理论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的用色观念,从上古时期的“崇黑尚红”到艺术领域对“青”的偏爱,从中国封建史上“黄”的崇高地位到文人雅士对“黑白”的青睐,我们可以看到“五色”在中国传统用色审美中的地位。     

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如何正确认识古代的“中国”是涉及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对于古代与中原政权并立的民族政权哪些可算做中国,学术界大体分为“上溯法”和“下叙法”两大派,至今无法达成共识。我国先民们对“天下”、“国家”、“中国”的认识,同现代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从现代法理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理念去解释中国古代的邦国问题,把古代的“中国”与现代法理意义上的中国等同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去解释历史上各民族政权与中国的关系,那么必将陷入进退失据的窘态。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评吴建民博士的《中国古代诗学原理》

最近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吴建民博士的新作———《中国古代诗学原理》。这是一部系统整理古代诗学理论、建构中国古代诗学体系的学术专著 ,是作者经过近 2 0年的学术积累、思考、升华而撰成的呕心沥血之作。它在李壮鹰《中国诗学六论》和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的基础上 ,把中国古代诗学的体系化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为中国传统文论走向现代、服务现代、走向世界搭建了一个新的学术平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重“史”的优良传统 ,鉴古知今 ,审时度势 ,治学必先治史是古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特征。古代学术的重“史”观念也渗透到古代…     

试论中国古代的领导本质观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存在着比较完整的领导本质观。探讨中国古代的领导本质观，应以“王”作为出发点和中心范畴。中国古代领导本质观不但对古代帝王将相的统治、领导活动予以规范，也对现代社会的领导活动有着某些深刻的影响，应成为中国现代领导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墨分五色"的认识原型

为了探讨"墨分五色"的认识原型,运用原认知结构理论,对中国画审美之贵"墨分五色"这一价值观的哲学基础进行了分析,并由此得出"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这一文人画笔墨价值观的核心,乃是与道相配的"本色"或"正色"文化心理在笔墨变化上的体现。换言之,古人不是感觉不到自然界丰富多彩的颜色变化,而是"道""德"意识左右着他们的文化心理,并使之主动放弃甚至蔑视五色之外的其他颜色。经过一千多年文人画的发展、五色观念无疑已经使中国画的用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21世纪是中国画变革的一个关键时期,因此,从理论上认识五色观念的文化本源,对于变革中的中国画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说"孝"

“孝”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观念 ,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汉以孝治天下” ,在家国同构一体的封建社会中实际是移孝作忠。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的一大特色。“孝”的内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但其基本内涵仍不外“养”和“敬”二字。这应是传统的“孝”中属于精华的内容。在传统的“孝”中也掺杂有不少的封建性糟粕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愚孝 ,也是“孝”的畸形发展。“孝”在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 ,我们对它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封建遗孽而加以全盘否定。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结合现实 ,既要大力发扬其中养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又要强化法律对不孝的制约。这对于增强现代家庭凝聚力 ,促进社会和国家的稳定 ;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进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实用”观念中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

２０ 世纪中国语言学是在实用观念的影响下充分发展起来的学科。它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以语言学学科理论的建设、“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确立、方言与民语的调查等多方面的应用性成果为社会提供了服务。“实用”观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它是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中国语言学对“实用”性的偏重,使它在实践中产生某些疏漏,对语言本质及理性抽象研究也存在某种淡漠的现象。     

中国古代服色流变探讨

色彩是服饰的主旋律。本文以崇尚和禁忌为主线，探讨了“五德终始”说和正色间色尊卑论对服色的影响，指出迷信观念和等级观念始终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服色流变的脉搏     

"人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重构

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抽绎文学史理念 ,然而能够成为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的则应似“人的文学”。这是因为它既可透视和发掘现代中国不同样态文学的多层面多维度的内涵 ,又可穿越和梳理现代中国文学艰难曲折流变的历史隧道 ,即使那些政治意识色彩浓重的“革命文学”的“人学”意蕴也可以洞察和概括。故“人的文学”观念能够作为科学把握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理论思维 ,也能作为贯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灵魂     

阐释的再阐释——“诗可以怨”阐释向度解析

“诗可以怨”作为中国古代原创性诗学命题之一,是对《诗经》文本的一种阐释,而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对“诗可以怨”的再阐释形成了一条跨越时空、影响深远的理论脉络。在“诗可以怨”理论的诸多阐释向度中,它与中国抒情诗学体系以及古代知识分子个体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盖人共此心,心均此理”——试论钱钟书的比较诗学观

钱钟书采用“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原则,立足于中国古代诗学观念,并展开中西方诗学观念之间的互识、互释、互补与互证,从而恢复和释放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潜在的生机和活力,实现其现代化转化,最终从中提升出具有世界意义、现代意义的诗学理论话语。由此钱氏构筑了自己深刻透辟的比较诗学观。     

浦薛凤"政治五因素"论的形成与展开--兼论其在中国现代政治学史上的意义

"政治五因素"论是浦薛凤创立的一种用以解释和研究政治的理论方法,文章对该理论方法的内容、形成与反响、应用及其在中国现代政治学史上的意义进行论述.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学术独立的视角来看,"政治五因素"论是一项不应忽视的理论创见.     

"气韵"与中国古典美学的诗性思维

"气韵"是中国美学最有代表性的范畴之一,它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气"本体论.以"气"作为宇宙万物和生命的本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宇宙、人生和艺术的基本观念.而这一形而上本体又是以"韵"的表现方式被呈现和传达的."韵"不是对事物外在形态的描摹,而是追求表现超出形象之外的事物的精神状态或内在特质,它既源自对象自身的丰富性,又依赖于主体的心灵境界,并依靠两者的充分交融而得以生成. "气韵"范畴显现出中国审美文化的诗性思维特征.在中国文化史上,"气"、"韵"各自内涵的丰富性也为其在美学史上的意义演变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层累”说与古史重建——学术史视野下的考察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因其自身的科学性而在中国古史学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在古史新证、对极端疑古的纠偏及"走出疑古时代"的视野下,中国古史学界在直接继承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说和辨伪方法与理论的同时,不断对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进行合理的扬弃,从而使其更趋科学完善。日益丰富的出土文献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对"层累"说作了新的验证,从而使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的当代学术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徐唐学派积极倡导并科学实践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中国古典学的未来路向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未来的中国古典学发展道路上,顾氏的"层累"说将会继续得到新的验证和丰富完善。     

文说--一个还原中国古代的命名

中国古代蕴藏了大量的有关文学的言说和著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它的命名就从没间断过。主要命名有“中国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理论”、“诗学”、“文论”,可都有不足。相比较于这些外来的和现代的语汇,“文说”倒是历史的还原,它能准确地体现“中国”、“古代”说文的思维方式和表述形态,使中国古代“文说”与现代“文论”的差异和西方“诗学”的区别从名称上就可体现出来。     

《仁学》之通与塞--谭嗣同与古今中西之辨

"通"与"塞"乃中国近代思想之基本主题,自鸦片战争与西方文化照面以来,人们便在古今、中西之通与塞之间强探力索.作为最早向儒家价值系统发难的谭嗣同,其所著之<仁学>正要藉"仁即通"之命意,寻求古今之通和中西之通,然而结果表明,谭氏根本未达成这一目的,欲通还塞,欲通愈塞,倒成了他的宿命.历史向我们预示,以致用为目的的学问,并不可能于民族和时代的重大课题有根本的解决.     

二十世纪前期文学研究中“复古”的审美意识

进化论传入中国,颠覆了历史循环论的专权,也成就了20世纪前期学术研究的伟绩,文学研究亦受其惠泽。但“复古”意识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其作为一种美学思想仍潜存于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评价的底子里仍潜藏着对“复古”的美学思想的回护。而今,客观地审查“进化”与“复古”这一公案则可发现“复古”的审美意识实具有不可低估的学理价值。     

求"虚" --语言学意义下"窗"的古今解读

从诸多关于窗的古文字造型中,可以窥视出中国古窗的形制、款式的历史信息.同时,中国古代诗文对"窗"的描写亦加深了人们对于窗的审美功能的理解,并且启发了建筑外部空间的设计方法.这种从"窗"反映出的语言意境及其影响下的建筑空间表达植根于东方特有的时空审美模式--求"虚",而且它影响了西方当代建筑中"窗"的审美取向,使之经历着一条"虚"化的轨迹.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吏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古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

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是四千多年有明晰纪年的中华文明史上继夏商周、秦汉、隋唐、元明清以后的第五个"大统一"时期。当代中国"国家统一"大业,是在继承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自"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的古代中国的中华文明史,有四个大统一的时期,统一时间近两千七百年;有三个大分裂的时期,分裂时间为一千二百多年。古代中国的"分分合合"积淀了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的"超稳定结构",一次次分裂又一次次统一,自小统一至大统一,至封建社会"谢幕"之清朝时期达到"大团圆"的鼎盛,为近代中国(中华民国)和当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