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压力、环境规制与污染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厂商、家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四部门的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环境规制与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的预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本地环境规制程度显著受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越大,辖区内环境规制程度越低。(2)环境规制是抑制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本地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改善本地环境质量。(3)本地污染水平同时受邻地环境规制程度的影响,邻地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加剧本地环境污染。(4)贸易开放对减少环境污染具有积极作用,中国并没有通过国际贸易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要解决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和约束;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引导企业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环保考核、地方官员晋升与环境治理——基于2004—2009年中国86个重点城市的经验证据

长期以来,由于官员过度追求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晋升激励指标,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也愈加严重。随着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的科学化,以环境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改善为核心的环保考核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概率已经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并且在大城市和政府行政力量较强的城市这种作用更加显著。这种考核机制的变化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特别是在大城市和政府行政力量较强的城市,单位GDP能耗和环境污染水平都将更早地跨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拐点,环境质量改善的前景更加乐观。除此之外,地方官员受教育水平和民众受教育水平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环境规制、环境污染与居民健康——基于调节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在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等因素,利用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份（地区）（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与居民健康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空间溢出效应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大小和作用方式。研究发现：（1）环境质量越差、污染程度越高,死亡率越高,居民健康状况越差。（2）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环境污染和死亡率的关系,具有缓解环境健康风险的作用。（3）环境规制和环境污染的健康效应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性。居民健康不仅受到本地区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的影响,还受到周边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制约。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增强环境规制强度、落实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环境规制决策与实施中周边政府的参与度、增强省际地域间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管控和治理以及加强源头降污、形成区域治污、环保责任落实到人等四项政策建议。     

双重激励下的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的博弈分析——以投资支出竞争为例

经济激励下的地方政府投资支出竞争的博弈模型和政治激励下的政治锦标赛模型表明,地方政府间的投资支出竞争博弈行为并不只和辖区内的经济利益有关,而且还和嵌入在经济中的官员个人晋升微观政治利益有关。地方政府间利益结构的复杂性导致了地方政府间竞争博弈行为的复杂性。     

环境规制、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升级

传统的政府权衡思路发生转变,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劣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聚焦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助于监管当局把握环境政策的经济端反馈效果。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经济区域异质性和政府行为,细致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特征,东部地区形成了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为反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没有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压力越大、财政收支压力越小、相对财力越大,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力越大;传导机制方面,佐证了研发创新和对外开放对环境规制优化产业结构的正向传导效应,而FDI流入和投资需求反而具有逆向功效。因此,必须注重政府行为的协调效应,有效把握区域特征,提倡创新和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策略博弈、约束性激励与规制“软化”

作为政府缓解生态治理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环境规制已经渗透到环境治理的各个领域中。已有研究表明,“环境外部不经济性”是造成环境规制失灵的重要原因,而环境规制的悖论即是规制主体间策略博弈和激励结构重组的缺失使其呈现出局部有效和范围性失控的规制“软化”结果,并非整体性的规制失灵。策略博弈表现为政企联盟和央地“委托—代理”关系,导致目标置换和过程异化。约束性激励表现为央地之间的激励错配和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激励阻滞,过度关注晋升的“硬指标”。为扭转规制“软化”局面,应采取“助推式”环境规制,逐渐从命令—控制式规制工具向混合式规制工具转变,从约束性激励向兼容性激励转变,从策略博弈向动态均衡博弈转变,实现环境规制“软化”向制度创新的过程转变。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10-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用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晋升竞争激励程度与债务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两因素的共同作用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结果为管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了思路。     

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1998—2012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和通过改进后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实证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地方政府竞争显著增加了地区污染排放,降低了区域环境质量。而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存量与环境污染均呈倒“U”形关系,经济发展短期会带来环境污染,长远则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资本存量决定了一个地方的投资能力,投资速度过猛或滞后均会给环境造成影响。认为,应从改革传统政绩考核办法、确立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制度等方面优化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并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资力度,着力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从而提高环境质量。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环境污染：基于1997~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同,文章从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激励的视角系统分析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以我国1997～2010年30个省(市)环境污染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索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享有的收入越多,则工业"三废"排放量也就越大;(2)政府与企业之间寻租交易将增加地区工业"三废"的排放量;(3)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4)工业化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将分别起到增加和降低工业"三废"排放量的作用。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环境污:基于1997～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同,文章从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激励的视角系统分析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以我国1997 ～2010年30个省(市)环境污染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索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享有的收入越多,则工业“三废”排放量也就越大;(2)政府与企业之间寻租交易将增加地区工业“三废”的排放量;(3)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4)工业化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将分别起到增加和降低工业“三废”排放量的作用.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根源

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文章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对环境污染问题给出解释,探索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及其后果,以此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采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造环境污染指标,同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地方政府竞争指标和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污染程度会随着分权度的提高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频率也存在区域差异.     

府际关系视角下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

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对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府际关系视角,通过构建三个博弈模型,对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从横向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共谋行为",负面的"共谋行为"会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从纵向府际关系来看,行政发包制的政策执行机制,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背景下,会造成政策执行的"囚徒困境";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央政府的监管举措是约束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必要条件。为此,地方政府间应增强互信与信息共享,中央政府必须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和协调机制,建立社会监督体系,推进区域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     

财政分权、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协调发展已成为热点议题，文章基于我国1997—2016年数据从财政分权、经济集聚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其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财政分权、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分别产生负向和正向作用，经济集聚可以促进财政分权减少环境污染；进一步针对地区进行分析，发现经济基础、资源禀赋等差异会导致财政分权、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存在较大差异，财政分权导致东北和东部地区污染加剧、中部和西部地区污染减轻，经济集聚明显有利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不利于东北和中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减少环境污染。应因地制宜推动财政分权改革和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创新，以提高环境质量。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经济增长与政府环境治理--基于面板数据与兰州案例的分析

政府、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关系密切。基于1998—2014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在产业结构、技术、人口、对外贸易等因素综合影响下,三类工业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加入政府政策变量,即排污费和环保补助后,基于对比分析,可进一步讨论政府政策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并不一定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政府政策可改变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变动关系。从“兰州模式”来看,在有资金保障的条件下,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强化环境治理,可使严峻的环境问题在政府持续和有效的政策作用下实现渐进逆转。     

环境污染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已被诸多研究所证实,然而环境污染侵害的远不止公众健康。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系统考察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状况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严重程度损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但不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不同环境污染状况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居民感知的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而居民感知的水污染严重程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这主要源于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环境治理责任的不同判定。环境污染状况对不同区域和居住地居民的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空气污染损害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城市地区,而水污染损害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均有表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而互联网使用强度的增大降低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也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环境污染治理关系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社会稳定,各级政府应下大力气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建立公正透明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强化对民众感受的调查研究,以增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政治参与。     

央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基于重污染行业的实证研究

选取重污染行业央企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工整理其高管个人特征数据,实证检验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重污染行业央企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支持政治晋升预期“消极效应”假说,但总经理政治晋升预期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影响不显著,说明“一把手”现象在央企较为突出。而且,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力度越强,重污染行业央企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负相关性越显著,表明董事长在面临政治晋升机会时存在“风险规避”倾向;公司上市年限越长,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对环境信息披露的负向影响越低,表明声誉“软约束”能发挥积极作用。     

环保税制下政府规制对企业减排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

以新环保税制为背景,将环境保护税与政府其他环境规制行为结合起来,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的策略互动行为,并将公众举报纳入政府收益函数当中。基于地方政府及排污企业不同策略间净收益的大小,得到12种演化路径,以此为基础将企业减排创新的过程分为发展、成长和成熟期进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政府监管强度对企业减排的影响程度视后者减排净收益大小而定,而前者强弱与否主要取决于监管成本的高低;企业减排发展初期过低的环保税率并不会引致企业进行减排技术创新;减排成长期的企业进行减排创新的决策则视政府策略而定;处于成熟期的减排企业则会主动进行减排技术创新。因此,在多种规制工具并行的前提下,政府应视企业所处发展周期的不同制定环保税率,同时辅以一定的税收减免和补贴力度,以降低企业治污成本,促使排污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向减排技术创新演化。     

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演变的影响

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全域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著性检验,实证研究2004—2014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演变;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高低两个集聚区域,低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东部向东南部扩展,高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西北部向东北部扩展;（2）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阻碍作用,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确实存在“绿色悖论”,技术创新并未激发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并不存在“污染天堂”;（3）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也就是说,本地环境污染受本地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大于受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本地环境污染受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本地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