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与式扶贫到协同式扶贫：中国扶贫的演进逻辑——兼论协同式精准扶贫的实现机制

参与式扶贫和协同式扶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源于西方发展理论,强调扶贫对象的参与。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上的瑕疵和实践上的"久扶不脱贫"的贫困治理困境,发展进程极为缓慢,逐渐被协同式扶贫所取代。协同式扶贫是一种理想的扶贫模式,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目标的一致性、扶贫系统的开放性、扶贫过程的动态性和扶贫行动的合作性。无论从扶贫主体、扶贫内容还是扶贫方式来看,协同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相比,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协同式扶贫在扶贫过程中有利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现行的精准扶贫将逐渐走向协同式精准扶贫。实现协同式精准扶贫,需要扶贫信息的协同、扶贫制度的协同、扶贫文化的协同和良好社会资本的培育。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的协同效应,实现贫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     

新闻扶贫助力凉山精准扶贫

从社会责任、服务水平的提高、内在逻辑联系和监督功能,分析了新闻扶贫在凉山州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必要性。基于凉 山州精准扶贫的重点和难点,指出了凉山州新闻扶贫的形式。结合凉山州新闻扶贫的工作,从政治扶贫、思想扶贫、科技扶贫、 建设扶贫、教育扶贫等方面,总结了凉山州新闻扶贫的内容和取得的成效,以期为今后的新闻扶贫工作提供借鉴。     

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最优选择:资产收益扶贫模式

资产收益扶贫成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精准扶贫重要模式和现实选择,对我国农村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在分析资产收益扶贫概念和原理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包括土地资源收益扶贫模式、旅游资源收益扶贫模式、劳力资源收益扶贫模式、投资收益扶贫模式、理财收益扶贫模式等我国农村资产收益扶贫模式。     

产业扶贫研究进展及对脱贫攻坚的启示

产业扶贫是行之有效的反贫困扶贫模式。本文从产业扶贫的运行机制、成功模式、效果评价、问题化解和比较研究等方面对产业扶贫的研究进行分析,指出产业扶贫与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等其它扶贫模式相互配合,减贫效果非常显著;提出应当创新扶贫模式,构建主要由产业风险识别与防控、产业扶贫具体实施和问题反馈与纠正组成的产业扶贫长效机制,实现扶贫开发由传统的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促进贫困人口持续稳定脱贫和不返贫。     

区域性整体脱贫致富模式研究:回顾与展望

在回顾区域性整体贫困概念的基础上,具体梳理和介绍国外财政税收扶贫政策、法律制度扶贫模式、就业扶贫模式、生态扶贫模式、旅游产业扶贫模式和中国财政扶贫模式、整村推进扶贫模式、产业扶贫模式、移民搬迁扶贫模式和能力扶贫模式等的概念、特点以及产生问题,以及总结江西省集中连片特困片区践行有效的典型扶贫模式。由于各区域的资源禀赋条件、经济发展阶段不相同,因地制宜实施区域脱贫模式的侧重点也会有所差别。因此,在现有中国扶贫成效的基础上,区域扶贫模式的开发和选择应注重长效机制、适应机制和匹配机制。     

压力型扶贫模式下的群体角色及其行为特征

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有对口帮扶和维稳工作的双重压力。在压力源、压力点和压力氛围的作用下,精准扶贫中的扶贫责任人、扶贫责任单位和扶贫帮扶单位等扶贫群体构成了独特的压力分解与承接工作机制。在此背景下,扶贫群体由于所面临和所分解的压力不同,因此其主体行为和行动特征也就各不相同。而作为被扶贫者的贫困群体,由于其所依赖的扶贫群体的压力和资源不同,使得前者的行为也各不相同,角色特征也会出现异化。总体来看,扶贫过程中存在着扶贫压力或过重、或不足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适当减轻扶贫者的任务压力,又需要增加被扶贫者的利益压力,从而回到科学扶贫的道路上来。     

产业扶贫与扶贫 “产业化”———基于广西产业扶贫的案例研究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战略,其发挥的积极意义和正面功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产业扶贫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扶贫“产业化”的现象。所谓的扶贫“产业化”意味着产业扶贫的资金、资源和项目变成了扶贫工作参与主体谋取个体或部门利益的资源和资产,且具有利益一致性的主体之间还形成了俘获产业扶贫资源的配合关系。产业扶贫中扶贫“产业化”的出现源于扶贫工作中核心主体基于现实自身利益的考量,同时还与扶贫工作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有关。扶贫工作必须积极应对扶贫“产业化”现象的出现,以扭转其对扶贫工作带来的不利局面和后果。     

精准扶贫的几个基本问题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工作,呈现出明确的递进关系：改革扶贫—开发扶贫—攻坚扶贫—定点扶贫—精准扶贫。文章对现阶段实施精准扶贫的历史背景、丰富内涵、主要特征及其重大意义等基础性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精准扶贫一方面要加强实施力度和实践探索,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精准扶贫的理性思考和理论创新。     

教育扶贫政策的理念蕴含、机制解构与未来接续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举措,是社会实现脱贫攻坚的关键环节。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政策体系,在价值取向、行动定位、扶贫内涵和工作机制等方面与时俱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贫困识别、措施落地和脱贫巩固四个行动中渗透着激发教育扶贫内生动力、提升教育扶贫主体自觉、精准教育扶贫手段、重塑教育公正价值、调整教育扶贫目标及行动的理念蕴含。教育扶贫政策的未来接续在于进一步完善教育扶贫主体参与共同体、建立综合性专项教育扶贫措施、健全教育扶贫政策联动协作机制、创新教育扶贫政策评估工作和逐步完善教育扶贫政策保障机制。     

中国反贫困战略简评

我国特殊历史背景条件下形成的以区域优先发展为核心的扶贫战略 ,存在扶贫主体的政府主导性、扶贫客体的宽泛性、扶贫方式的简单性和扶贫行为的短期性等缺陷。因此 ,未来反贫困战略的设计应着重从扶贫主体多元化、扶贫客体微观化和扶贫政策规范化 ,以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投资力度等多重视角进行     

生态扶贫:生态文明视域下精准扶贫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扶贫开发也进入了“精准扶贫”新阶段,在此背景下生态扶贫就成为了精准扶贫的必然选择。推进生态扶贫必须建立生态建设与保护、培育生态产业、完善生态补偿的运行机制,同时,要构建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和贫困户参与的新型合作关系。要把对生态贫困的主体性、情境性、中介性等要素的干预作为有效推进生态扶贫的基本途径。     

民族地区贫困的地缘经济思考

由于耕地资源质量、远离经济中心、交通运输、社会公共财富和精神财富分享、生态环境、区域产品价格、资金循环等方面的地缘差异 ,引起和加剧了民族地区的贫困。为了进一步解决好民族地区知识贫困、权利贫困和人力贫困问题 ,扶贫攻坚要处理好治标同治本的关系 ,提高扶贫科技含量 ,建立开放的社会经济结构     

林业生态建设对山区减贫的影响研究——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山区是我国森林资源分布的主要区域,同时也是贫困人口的聚集地区。森林资源是山区重要的生产资料,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山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生态基础。然而山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必然伴随着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因此研究林业生态建设对山区减贫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地处武陵山区的湘西自治州森林资源极为丰富,同时也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贫困山区。在特殊的地域环境下,该区域的林业生态建设与山区贫困的关系较为复杂。湘西自治州林业生态建设对山区减贫既有贡献,也存在一定的制约。具体而言,湘西州林业生态建设对于山区低收入的农民有一定的经济贡献,但对较高收入的农民收入影响并不十分明显。此外,林业生态建设对当地农民林业资源的利用产生了诸多限制,从而对当地农民的减贫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和影响。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历程、经验与启示

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消灭剥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历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时期、形成与发展时期、深化与拓展时期和创新时期。依据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路线、中心任务及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有针对性地采取发挥制度优势、强化以人为本、扩大治贫视野、适时调整贫困标准与贫困治理目标、积极探索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综合减贫等多种经验做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后脱贫时代,应更多地关注精神贫困问题、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重视多维贫困问题、防止脱贫后返贫问题,以彻底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贫困问题。     

关于巩固我国农村地区扶贫成果的若干思考

“九五”期间我国农村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但应看到 ,从脱贫到实现小康和更为富裕的目标 ,仍有相当长的奋斗历程 ,薄弱的经济基础、脆弱的生态环境、不良的人口状况是影响巩固扶贫成果的主要因素。为此 ,必须认定优化人口状况、持续经济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巩固扶贫成果的基本途径     

旅游扶贫的作用机理及减贫效应探析

旅游对扶贫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为旅游打破贫困地区生态文化资源丰富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两难悖论,给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带来收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就业机会和岗位,带去消费,提高当地人口素质,突破贫困、人口、资源恶性循环等方面。旅游扶贫的减贫效应,主要包括经济减贫效应、社会减贫效应、生态减贫效应和文化减贫效应等。     

绿色扶贫:基本内涵、演变逻辑与实现路径

绿色扶贫是绿色发展与扶贫开发有机融合的新扶贫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绿色扶贫区别于传统的扶贫理念,具有保护性、可持续、内源性和共享性的新特征,其本质就是以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为前提,探寻贫困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纵观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绿色与扶贫不具有天然的联系,中国的扶贫开发模式是一个从“输血”到“造血”再到“绿色发展”的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绿色扶贫的发展也经历了“绿色”与“扶贫”相分离、“伪绿色”扶贫、“浅绿色”扶贫和“深绿色”扶贫4个阶段,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绿色”与“发展”相融合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完善的绿色精准机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重视生态补偿和生态移民手段的应用,加强扶贫领域反腐力度,实现绿色与精准的有机结合,是绿色扶贫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促使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走出一条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全面提升的中国特色绿色扶贫之路。     

绿色发展下生态扶贫?

生态扶贫作为扶贫攻坚五个一批中的重要一环,是实现绿色发展下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宏伟目标的重要保证。本文基于我国近年扶贫实践,从生态扶贫概念及想基础入手,剖析了绿色发展下生态扶贫模式,探讨了绿色发展下生态扶贫现实路径,给出了绿色发展下创新生态扶贫机制的建议。     

关于生态贫困问题的几点理论思考

认识生态贫困是讨论生态扶贫的逻辑前提。把握生态贫困应当确立人的维度和生态的维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生态贫困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人的生态关系“恶化”而导致人的贫困。生态贫困是指人类因“生态”致因而无法从自然中获取必需的生存和发展资源陷于贫困状态中。它主要分为环境退化型、自然灾变型、能力脆弱型和行为后果型等四种生态贫困类型。生态扶贫要消除的是生态贫困。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