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如何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是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依据我国62个县域乡村数字治理案例，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基于TOE框架，探究设施支撑能力、政府引导能力、财政支持能力、社会协同能力、农民参与能力对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联动作用及路径选择。研究发现，单一条件并不构成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必要条件，各条件有效结合的5种路径促进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与东北、中西部等非东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路径更加多样化。建议各县域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和实际情况，树立整体性思维，因时因地选择合适路径，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改革开放后村干部职业化和行政化之路——基于我国东中西部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形态及其干部角色,是巨型国家有效治理的基础性配置。沿着经验研究进路,从历史视角和区域差异视角,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梳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东中西部村庄治理实践,以揭示非正式干部正式化的路径、类型及其限度。研究表明：东部村庄,一般集体经济发达,治理资源丰富,治理事务密集且频发,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率先实现了村干部职业化;而后随着治理任务下沉、财权上收和精细化考核,村干部由职业化进一步走向了行政化;其治理事务密集频发且内生性强,形塑了其村庄内生型非正式干部正式化的实践道路。中西部村庄,集体经济弱势,治理资源极其有限,治理事务稀疏且偶发,村干部兼业状态突出;随着治理任务密集下沉,行政面向突出,依托地方政府财源供给,部分中西部村庄实现了村干部职业化、行政化转型,走向外生性行政建构型道路。同时,治理事务与村庄需求匹配度和治理资源与组织成本契合度差异,共同形塑了东中西部乡村不同的治理绩效。非正式干部正式化,事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选择问题,要求各界必须审慎对待这一基层治理实践。     

“千万工程”经验助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必须回应的关键问题。浙江省实施的“千万工程”,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为起点,全面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乡村治理机制,问题导向、科学路径、精准治理为增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提供了实践载体和参照样本。“千万工程”通过丰富乡村治理组织资源、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提供了树立乡村系统治理理念、优化乡村基层治理结构、协调乡村治理主体利益、创新乡村治理实践方法的经验启示。基于此,在未来改进乡村治理中应健全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聚焦农民关切,突出民生导向;构建共治格局,改进治理效能;坚持统筹推进,强化多元保障。     

单元规模、治理成本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研究CSSCI

在乡村社会中,治理单元规模、治理成本与乡村治理结构选择密切相关。当单元规模较小时,“关系—制度型”治理结构具有低成本优势;当单元规模较大时,“制度—关系型”治理结构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所以,伴随单元规模的扩大,乡村治理结构由“关系—制度型”结构转向“制度—关系型”结构,方能实现治理有效。目前乡村社会中,关系治理的路径依赖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严重制约或影响着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失灵。而要想走出治理失灵,一方面,应科学看待合村并组,推动治理单元规模调整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相协调,另一方面,要合理对待既有关系与制度,既要建构制度与清理制度并重,又要利用关系与规范关系并行,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     

深度贫困地区生态治理区域化的体制障碍及路径重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为乡村现代化建设指明道路。近年来,乡村地区的生态治理逐步呈现出区域化状态,跨区域污染的乡村生态问题层出不穷,乡村生态治理区域化一直是治理的难点和盲点。而乡村生态治理区域化问题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性障碍。尽管当前体制结构存在不少治理障碍,但是体制结构不可能取消,因此,需要进行以区域协调体系和区域治理协同为基础的区域治理共同体的路径重构。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基层政府行为——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分析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调整,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也由此发生了深刻转变。税费改革前后,我国中西部基层政府行为先后经历了“管控与汲取—松散与悬浮—合作与协调”三个阶段的变迁。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既依赖于基层政府的制度创新,也是基层行政体制转型的根本诉求。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中西部基层政权仍然展现出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治理目标偏离、互动角色错位、执行行为离散等偏差行为,为了有效矫正行为偏差,未来中西部基层政府治理应重点从加强制度建设、创新考核模式、优化治理结构等方向做出努力。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时代契机、运行机制与行动方略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是在对“乡村善治”时代议题回答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答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证成的理论根基之上,乡村治理共同体根据乡村治理的现实议题开展实践创新,实现了继承性和创造性的辩证统一。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内生出多元主体在场、治理秩序认同、主体利益联结、治理行动协同以及治理成效分配的运行机制,完成了传统乡村治理文明向现代乡村治理文明的深刻变革。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以共同体逻辑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应着力于实现制度与组织势能向基层治理效能的转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格局、畅通和规范社会力量和乡村群众参与治理通道、探索“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实践路径,从而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蓝图。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生成逻辑、价值旨归与优化向度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保证,而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其具体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组织被赋予新的使命任务,迫切需要党建创新引领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推进党建创新,要准确把握其价值旨归,在工作重点、作用发挥、助推机制、队伍建设等方面实现定位和职能的转变。基于陕西省杨凌示范区的乡村治理实践,通过案例分析法从创造力、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等四个维度,提出党建创新引领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优化向度,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方向指引、组织保障、动力支持和关键支撑,增强基层党组织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保障功能和助推改革功能。     

城市研发型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研究———基于专利存续期的视角

近年来,人力资本配置效率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关注,人力资本对于区域经济的贡献水平可以由多种指标衡量,并从中凸显了其配置效率问题。本文从创新质量视角出发,重点考察了人力资本对于区域创新质量的影响,从而考察该地区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文章通过选取专利存续期作为创新质量的评价指标,探讨了我国东、中西部典型城市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通过使用专利生存曲线及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东部城市间的创新质量差距较大,中西部城市之间的创新质量差距较小,东部城市的创新质量平均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城市;东部城市人力资本投入带来的创新质量的提升要高于中西部城市,中西部城市每增加单位科技经费投入所带来的创新质量的提升要高于东部城市,而这很可能是由东、中西部城市产学研水平差异所决定的。     

新时代凉山彝族自治州乡村治理之困及应对策略研究

乡村治理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目前凉山州乡村治理在推进乡村民主政治、促进集体经济增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均有一定进展。但从整体看来,凉山州乡村治理仍是区域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表现为：现实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支撑乡村治理有效开展;彝族社会传统治理规则的现代性转化率较低;地理环境阻隔妨碍乡村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部分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角色及功能定位偏差;乡村治理工作考评优化机制不健全。凉山州乡村治理应坚持新发展理念,增强乡村治理现实经济基础和经费保障;挖掘彝族传统治理规则及治理资源并实现现代性转化;探索多样化治理单元模式,强化信息网络支撑;深化党建引领,找准基层党组织角色功能定位;建立健全乡村治理考评优化机制,以此实现凉山州乡村善治。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与社会工作者的使命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遏止农村社区衰落走势、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必须破解体制、资源配置、农村公民社会发展、社区公共性社会资本匮乏、农村社区空心化和治理人才短缺方面的难题。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社会工作者肩负以下四方面的使命:一是发展社区民主,推动平等、公正的参与社区治理格局的形成;二是开展公民教育,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治理行动的能力;三是协助农村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治理创新搭建组织平台;四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重建社区的合作与信任的社会关系,重塑基于规范和参与网络的新型社会团结。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能力培育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基层民主治理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对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参与式民主视角,探讨农村社会组织形成的三条路径:行政化路径、转型化路径、自主化路径,分析制约其发展的“四大不足”:公益性不足、自主性不足、新元素不足、参与度不足.从政府、农村社会组织、村民三个方面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建构“多主体”治理模式促进村民自治,以求实现农村社会善治的目标.     

我国乡村治理发展趋势初探

农村发展历来是影响我国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治理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断探索,乡村治理工作获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摸清乡村治理的变迁逻辑,洞悉乡村治理的发展方向,有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顺利推进。在我国复杂的乡土社会中,还无法找到一种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乡村治理模式。然而,将来我国乡村管理工作的去向应具有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治理结构、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和提升农民公共意识的朝向。     

农村公共环境卫生的治理模式演进与“三治融合”理路

村容整洁""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当前,农村的公共环境卫生状况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存在差距.我国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大致经历了"自发性治理模式""干预性治理模式""外包化治理模式"三个阶段."干预性治理模式""外包化治理模式"并不是最优化的治理模式,其自身缺陷使得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极易出现"张弛无序"现象.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是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的必然选择.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自治具有制度依赖性和技术依赖性,应以自治管理制度构建和农村环保技术开发为突破口;自治应注重"量力而为"原则,不能排斥市场行为和社会参与.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法治体系构造应以制度完善为切入点,改变城乡分治的立法局面,出台与我国法律规定相配套的实施制度,引入人工智能、地理信息和远程监控技术,创新生态环保监管执法方式和格局.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的德治功能应当通过双向激励性宣教、农村人口结构优化、乡规民约重塑予以实现.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生计发展的理论建构与经验反思

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重要议题,反思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与社会治理中的理论基础、行动逻辑和经验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灾害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生计发展为背景,认为社会工作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进而构建了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路径和治理内容五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创新分析框架,作为社会工作参与灾后社会治理的理论分析视角;继而从介入前提、组织载体、参与主体、实施路径和成效评估五个方面呈现了社会工作介入灾后农村社区生计发展的经验实践.最后,对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相关方面进行了反思,社会工作本土化、制度化、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仍然任重道远.     

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农村村级资金配置差异的影响因素

在国内外学者基于地区间的资金配置差异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村级财力不均等现状及影响等问题,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2007）行政村调查数据,采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考察和研究各种因素对中国农村村级资金配置差异的影响及其贡献率。研究表明:中国农村村级财力不均等情况比较严重;人均收入水平、村庄治理差异、地区差异等对村级财力存在着显著影响;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对村级财力不均等的贡献率最大,达到50.629%,地区差异贡献率次之,达到17.139%;村庄治理因素对于村级财力不均等的贡献达到8.575%,在各种村级财力决定因素中,位居第三。研究认为,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对村级财力不均等的贡献较大,提高村级财力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较之东部沿海地区居民收入的更快增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对中西部农村贫困落后地区进行扶植,避免使村级财政陷于困境之中,并缩小村与村之间的财力差距;充分发挥村庄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挖掘村庄外部社会资本,争取更多上级转移支付收入,缩小村级财力资金配置的差异程度。     

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比较研究

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来源结构进行分析后发现,1999年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扩大之势。从战略的高度讲,缩小区域农村之间差距主要应采取如下一些对策:以财政投资为主,着力普及农村十二年义务教育,重点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以“丰”字型的城市经济发展战略为轴心,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步伐;以中央财政为主,有计划分步骤地在中西部地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农业产业化为龙头,加快中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切入点,深化中西部地区农村税费改革;以统筹城乡发展为基调,走城乡协调发展的道路。     

乡村振兴实践进程中农民的生计赋能逻辑

通过田野调查分析乡村振兴实践对农民生计能力的改善机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基于乡村既有的旅游资源、生态资源、务工资源、政策资源等不同类型的资源禀赋,以及不同的生计资本,由此型塑出农民不同的生计类型。然而,乡村资源禀赋并不总是直接对农民生计构成正向推动作用,也可能会对农民生计带来潜在性威胁。因而,如果要充分发挥乡村资源禀赋的优势来提升农村生计能力,需要以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作为中介机制。通过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规避生计风险,并挖掘利用乡村的优势资源,进而促成农民的生计赋能。由此,研究揭示了生计赋能的内在逻辑在于兼顾结果目标和过程目标,整合内生性资源和外生性资源,融合外源式发展和内源式发展的路径。在具体策略上,要厘清的政策、主体、网络和资源等乡村社会治理要素以助力生计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