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专制主义（上） ——专制主义概念

中国诸子百家之不同,不在于是否主张专制,因为他们都是肯定专制的专制主义论者;也不在于主张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应该专制,因为他们都认为专制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应该的,他们都是永恒的超历史的专制主义论者。他们的不同只在于主张怎样的专制：是王道的、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还是霸道的、野蛮的、邪恶的专制主义？因此,中国专制主义便可以归结为两大混合类型：以孔子和儒家为代表的“永恒且开明专制主义”与以韩非和法家为代表的“永恒且邪恶专制主义”。     

亚细亚生产方式新探

亚细亚生产方式即以“公有”或“国有”为其现象的“国王官僚所有制”及其所产生的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家族宗法制的自给自足经济,乃是东方专制政体所由以产生的经济根源,是专制制度最牢固的基础和最深刻的原因;反之,西方“古典的古代”生产方式亦即每个公民都是真正私有者的自由和平等的私有制,则是西方民主制度所由以产生的经济根源,是民主制度最牢固的基础和最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极其丰富地展示了专制与民主各种政体的广阔天地,而中国诸子百家——儒家、墨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家——却统统是倡导和主张专制的专制主义论者之最深刻原因!     

社会契约论新探

社会契约论的核心概念是权力的合法性：一切权力--最高权力并不例外--都具有合法性,因而必然都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或所谓社会契约。从此出发,社会契约论发现建立最高权力或国家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人们一起订立所谓“明示”或“默示”的社会契约,亦即就最高权力所关涉的权利与义务等利益之交换达成的“明示”或“默示”的普遍同意：最高权力或国家起源于“明示”或“默示”的社会契约。     

专制主义概念辨难

中国诸子百家之不同,不在于是否主张专制,因为他们都是肯定专制的专制主义论者;也不在于主张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应该专制,因为他们都认为专制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应该的,他们都是永恒的超历史的专制主义论者。他们的不同只在于主张怎样的专制:是王道的、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还是霸道的、野蛮的、邪恶的专制主义?因此,中国专制主义便可以归结为两大混合类型:以孔子和儒家为代表的“永恒且开明专制主义”与以韩非和法家为代表的“永恒且邪恶专制主义”。     

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

《水云》是沈从文著作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文本, 它从哲理性、美学性高度,借助心灵独白或自我对白的方式, 对自己的审美追求作了重要表达。在生命中“偶然”向如虹如星的接触中, 激起“情感”的燃烧, 用“抽象抒情、绪体操”将这种燃烧化成作品--《水云》的这种“偶然+ 情感”模式正是沈从文的“人学”模式和“创作模式”, 认识这一模式,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     

论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

本文以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假设条件为立论基础,对导致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作了深入的剖析,认为导致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在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对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细分,为有针对性地提出环境保护对策作了理论准备。     

不当得利“获利无法律依据”要件证明规则研究

司法实践中,对不当得利“获利无法律依据”要件证明规则存有较大分歧。(2018)最高法民终314号案例具有典型意义。根据通说法律要件分类说中之规范说,该要件属不当得利请求权发生(产生、形成)规范,应由请求权人(原告)承担证明责任。根据待证事实分类说,划分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的依据应是具体案件事实而非“获利无法律依据”的抽象表述,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待证事实是“给付原因消灭的具体因由”,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属积极事实,应由请求权人证明。类型化对待说之合理性值得商榷。该要件之证明范围并不要求排除一切可能,请求权人仅证明自己主张的原因即可。二审法院的判决正本清源值得肯定。程序法困境之根源系实体法未明定“占有的推定效力”。     

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被结合以及两者的综合能否有效,这需要对各自的理论要点进行梳理。存在主义主要坚持七个基本原则：即科学和现实都是荒谬的、模糊性宰制着存在本身、主体意识绝对优先于一切客观事物、通过摆脱决定论来解释和捍卫个体的自由、人类宿命论、现代社会是完全异化的以及对生存与死亡意义的追问。基于这些原则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则持有相对立的看法,即主张“客观的真实性”、“必然的确定性”、“人对社会的依赖性”、“道德的合历史性”、“历史进步的乐观主义”、“异化消除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以及“生存的实践性”。由此可以确定地指出,任何试图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强行嫁接的研究都是失效的,因为二者之间存在不可破除的理论屏障。     

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政治哲学反思及其启示

民主的词源学含义是“平民的统治”，托克维尔将之演化为旨在扩大公民权的“政治民主”和作为普遍接受之价值的“社会民主”。托克维尔在倡导民主价值的同时，提出了对“民主病”的诊断：个人主义可能导致的“政治碎片化”、培育公民责任与义务的社会温床的消解、专制主义从暴力到温和的转变与多数人民主可能对少数人群体权利的侵害等。托克维尔论述了美国民主基本内涵--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宗教的精神净化、法学家精神以及陪审制度等--以防民主可能的流弊。托克维尔对民主概念的审慎阐释有助于丰富我们对现代民主的认识和理解。     

赋与狂诗

西方学者对赋的认识存在“有韵之文”、“散文诗”、“状物诗”、“铺排的文学”、“朗诵的文学”等几个层面,其中“朗诵的文学”深入赋的本源,因此“赋”被译作“rhapsody”（狂诗）。狂诗是古希腊早期史诗的一种形态,在传播媒介上为朗诵表演,与汉赋相类。如果以原始传达方式为标准重新定义各大文类,那么赋属于“诵”,可以作为中国的“朗诵型文体”构成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对比狂诗,赋的民族性根源在于我国以诗文为主的文学传统、士人言说方式的转型以及“感物造端”的文学观念。     

辛亥革命与民盟反专制的政党政治斗争

辛亥革命的重大内容之一就是以政党政治的议会道路去反对专制统治,国民党宋教仁发起的颇具声势的政党政治奋斗就是其中的典型。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早期领导人经历了这次大革命政党政治的洗礼,民主政党政治的议会道路对中国民主同盟的诞生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为了实现民主政党政治,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最后却遭到了国民党的镇压和解散。历史证明,西式政党政治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必须结合中国国情,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     

论韩非、董仲舒政治思维方式的异同

绝对主义是韩非政治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他否定矛盾双方具有相互依存、相互调合的可能性,最终走向独断论。整体主义是董仲舒政治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他认为天、地、人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强调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协同调适。然而维护君权至上,则是这两种不同政治思维方式的共同旨趣。     

主持人语

土司研究经过长期的学术积淀,目前已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2015年中国的三处土司遗址成功申遗之后,土司研究更是备受瞩目。作为土司研究的重镇,吉首大学的研究一直是走在最前列的。2004年,他们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他们首次提出“土司学”概念,并为其理论架构的搭建进行了不懈努力;2013年,为给土司遗址申遗提供学术支撑,他们组织全校力量,编写了《中国土司文化丛书》（共十一册）。今天,为适应土司研究发展形势的新需要,吉首大学决定在《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辟“土司文化研究”专栏,为海内外学者提供一个研究、讨论的学术平台。这无疑是一个有前瞻性的决策,我们衷心祝愿这个栏目能够长期坚持,办出特色,最终将其打造成一个精品学术专栏。 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章,均涉及土司文化研究基本的理论方法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其中,有两篇文章专门探讨土司制度的终结时间。杨庭硕《对土司制度终结的再认识》指出,土司制度的终结时间,应以专制度政体的结束时间为参照,中国土司制度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经宣告终结,“土司残留”并不代表土司制度没有终结。李良品《土司制度终结的三个标志》认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以后,我国国家政治体制发生更替,民国政府解除了土司的义务,各地土司的政治、经济、司法特权完全丧失,这些均标志着土司制度的终结。还有尚晴的一篇题名为《历史记忆与家族建构——以湘西田氏土司后裔为中心的考察》的文章,利用新的方法论,专门讨论土司后裔在土司制度终结以后,为唤醒家族记忆,重续家族“传统”而做的种种努力。 本期的三位作者,既有资深的学者,也有在校的研究生。我们的栏目,不强调作者的资历,而看重文章的质量。欢迎海内外学者奉献佳作,共同把“土司文化研究”专栏办好。     

世界现代化过程与思考

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由于国情的不同,现代化的改革过程也不同。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改革启动基本上都是以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为前提的。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启动较旱,由于封建的政治体系,致使现代化的改革迟迟不能成功。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是中国真正现代化改革的开始,也是成功的保障。     

关于远古时代“王”起源的推想

王的名称源于母系氏族社会中祖母的名称王母,男子中的强力人物因其同王母的性关系成为王父并随着家庭的出现成为祖父.王母王父因其辈份、势力和能力上的原因成为氏族组织中的领袖,于是王获得社会领袖的意义.王字的写法可能源于古人祭日用的玉版或玉串.远古时巫因在祭祀与原始宗教活动中的作用进而实现对世俗的行政管理成为世俗领袖王.随着社会的发展,王作为最高行政领袖的作用和地位突显,巫成为王权的附属与工具.     

国情·道路·现代化

国情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 ,决定着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制约着现代化建设的走向。 80多年来 ,中国共产党在三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 ,深刻地认识中国的特殊国情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 ,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正在完成西方国家用几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从结束封建专制到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跨越     

民初政治调和思潮衰落原因探析

民初政治调和思潮深具由妥协实现民主转型的政治智慧,其衰落不仅在于身处激进时代的"不合时宜",更在于民初的历史土壤不适宜妥协政治文化的生长。决定思潮衰落命运的是与生发妥协的英美截然相反的历史土壤,不仅有深厚的帝制大一统结构下专制强王权、一元论与人治等政治文化传统,而且有"国家强于社会"、农民阶级与小农经济占主导的东方农民社会。     

苏联新经济政策终结的思想文化原因探析

苏联新经济政策的终结有多种原因,在思想文化方面主要包括新经济政策理论不够明确和完善,新经济政策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和接受,俄国历史传统上的专制主义和村社传统的影响,当时苏联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以及急于求成的赶超心理等.     

补贫弱之弊求富强之道--严复论近代中国之命运

严复认为,近代中国贫弱的根源在于专制愚昧、国民素质卑下.所以,中国的富强之道在于学习西方的科学、自由、民主,全面提高国民素质.     

论明初的皇权统治与出版

明代出版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古代出版的巅峰,但事实上明代各个阶段的出版活动呈现出较大差异。在明初的洪武至宣德时期,出版活动陷入了一个低谷,活跃程度和整体态势甚至不及元末,其主要原因在于该时期的出版受到皇权专制统治思想的制约,主要表现为:明初统治者对图书出版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囿于制书出版,对民间出版基本上一致表现为严控与压制,其目的在于进行思想教化,维护专制统治。另外,明初文人在专制统治的政治背景下被皇权集体压制,致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命运悲惨,这也使私人出版行为受到严重打击。从宏观形态来看,明初的出版事实上成为皇权统治的工具,体现了当时的一种统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