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现代阐释及“天下”传播

《天下》是20世纪上半叶由中国人所办的一份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英文文化期刊,致力向英语世界自主传播儒家学说,摆脱西方传教士译介儒家经典的宗教性解读与理解的宗教色彩,多角度传播、阐释儒家学说,既有中国学者以20世纪心理学为基础对儒家圣人形象的"还原"努力,也有西方学者从中西思想比较入手,对中国儒家学说所做的比较研究,是20世纪下半期儒学研究之先声,推动多元化儒学思想阐释。     

经学辨析

经学作为儒家经典的官方阐释学,通过十三经经学文本体系的建构,且随着阐释重心从"五经"到"四书"的转移,在进行皇权大一统意识形态重建的同时,也为儒学的形态演变及其社会传播提供了中介手段,由此显现出正统之学的经学与传统之学的儒学,从纲纪教化到思想发展的文化分野与中国命运.     

儒学再制度化的努力与限制

在制度化儒家解体近百年后,大陆新儒家试图将儒学重新制度化.他们反对前三代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哲学化诠释路径,主张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都要儒家化,并主张立儒教为国教.他们还提出了"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的具体策略,并已部分地付诸实践.不过,在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设计,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关于儒学的历史评价等问题上,大陆新儒家所做的儒学再制度化的努力都有诸多限制.当然,儒学再制度化的设计虽属一厢情愿,但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

南宋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通过政治打击、科举等手段频繁“禁学”,使新儒家的政治地位边缘化。而新儒家为获得发展空间,选择书院作为研究与讲学的基地,不仅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书院也从官学的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儒学传播的机构转变。不少信仰新儒学的书院生徒通过科举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为新儒学的合法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政治基础。“嘉定更化”之后,随着新儒家地位的巩固,书院不仅得到了新儒家的重视,而且逐渐为官方认可。     

简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儒学之地位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面临着各种社会思潮之争,其中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是较为突出的思潮之一,这显然涉及如何正确对待与科学地分析儒学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地位问题。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被儒学所化。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这种思想强调了儒家文化的重要性,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正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社会现实;由于过于强调了儒学的积极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种现象:夸大儒学文化的正面积极的作用,而导致忽视了儒学本身的局限性与消极方面。将来的问题关键是如何面对中国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社会的现实问题,而不是纠缠于"儒家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义这样的意识形态。     

论“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以“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反思为中心

儒学理论形态在当代社会的兴起,表明的是儒学对自身理论的反思与自觉。在众多思想形态中,何种儒学思想将引领未来社会思想动向,不仅关切到儒学自身理论形态的自足,更在于思想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导向作用。反思"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是儒学思想完备自在自为的理论诉求。反思表明,"大陆新儒家"以康有为主义的名义来作为儒学复兴的理论价值取向,不但违背了儒学自身的理论价值承诺,同时也悖离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文化冲突、文化融合与文化演进——以中国历史上的儒佛会通为例

作为两种异质文化,儒佛在道德伦理、人生虚实和因果报应等方面存在着冲突,在长期的论争中,双方不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佛教在吸收了中国儒家的伦理思想后,逐渐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儒学通过对佛教思想的吸纳,构建了儒学的本体论,为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等差"的伦理政治找到了形而上的根据.两者的成功结合,启示我们一方面不同文化思潮之间冲突与融合,可以促进人类文化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有利于本土文化的发展.     

出土汉代儒学题材画像和铭文的整理与早期民间诠经的范式及价值研究

汉画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及其上面所刻文字的合称。在汉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汉画成为儒家教化思想的重要载体。作为一个时代的道德教科书,汉画通过圣贤人格宣扬、礼乐传习、孝道思想灌输等方式来对社会进行教化,构建了一个不同于现行哲学化、学问化诠释方式的、既内在又超越的系统,于人伦日用中演绎儒学教化的深厚义蕴,特别有利于儒家教化思想的传播及其功能的实现。汉画弘扬儒家教化思想的经验启示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从西方窠臼中解放出来,从生活、情感、体道群体的角度来确证和反观儒家教化思想的本质,将有利于儒家教化思想的现代转化和发展,有利于儒学学科当代形态的重建。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魏晋"文学"、"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魏晋世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促进了以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     

论儒学“人伦日用”化的路径及“例外”原则

从历史角度看,儒学按其实存的状态可分为"主流版"与"生活版"两种,前者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令显学,后者为教化民众成为一个"好人"的隐学。分析儒学入"家"的路径,从中合理地引申出儒学"例外"原则,无疑对当下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儒学热”看儒学的现代转化之路

文章通过对"儒学热"的反思和批判,指出儒学在实现现代转化的道路上应该注意以下五点:第一,既要立足于现实需要发展自身又要避免媚俗,尤其要避免以功利目的为导向;第二,既要面向大众普及儒学,又要进行扎实的学术研究,走世俗化与学术化并行的道路;第三,既要借用政治支持发展自身又要有自知之明,与政治保持适当的疏离;第四,儒学要增强自我批判意识,不断进行融合创新。第五,儒学传播者和研究者要增强道德修养,以避免因个人品行问题使儒学蒙羞。     

儒：礼与制度——兼论先秦儒家“礼”的承传

"礼"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学术界对它的解读或基于文献学的考辨,或立足解经式的探究,都为寻求"礼"的"源"与"流"提供了一个基本途径."思想基因"借入儒学研究①,无疑是解释方式的新尝试,把"礼"看作是儒家的"制度基因",似乎给人一种附庸"现代"的意味,缺失了原初"古典"的意义,那么寻求"礼与制度"的可能性关联就成了立论的基点.本文立足对"制度"这一现代政治学概念的引借式分析,来探讨"儒"礼"在发展中所彰显的"制度性"演变,解决对"礼"进行"制度化"分析的质疑,为中西哲学(或思想)存在着"家族相似性"提供一份佐证.     

论儒家的“推扩”思想

“推扩”的思想贯穿于儒家的道德、情感、知识、天道等各个领域,具体体现在:德性的彰显,情感上的理解、同情与反省,求知的格物致知精神,以用显体、上达天道等方面。推扩给儒学提供了合理的方法论依据。推扩本身的根据乃在于“吾道一以贯之”之“一”,也即“千人一情”、“万物一理”。     

"思无邪"与儒家伦理教育

"思无邪"不仅是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也是孔子"诗教"的目的和要求.以"礼乐教化"形式出现的先秦儒家伦理教育,包括了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审美教育等多种教育."思无邪"并非简单的强制人的思想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而是注重引导人的内在精神境界的升华,超越物质欲望的束缚,以个体审美人格的完成契合于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汉宋诸儒拘于其社会的政治伦理要求,未能对此作出正确理解,致使社会道德建设方面出现诸多弊端.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道德建设中如何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物质享受,正确处理物质欲望与精神需求的关系,促使人的全面发展,是可以借鉴传统文化的儒家礼乐教化的.     

略述儒学之"体"与"用"

孔门训勉学者,为学固须博学、慎思.究明学术之"体"外,尤当体现其"成德达材"之"用",进而,发挥其"经世济民"之功.是以,宋初胡安定先生倡"明体达用"之说.明末李二曲先生承胡氏之意,而谓:"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儒学不仅体大而思精,本末分明.其"务本尚德"之教化,旨在引领世人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之道,明白而可行.儒家大道,亦广为后世运用,发挥于政治、教育、艺文、工商管理等方面.儒学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学术之主流核心,亦成为历史最悠久、影响层面最为广阔之学术思想.且直接影响于周边诸多国家,而形成所谓"儒家文化生活圈",更随华人之侨徙,而远播于世界各地.故而除论析儒学之"体"与"用"之大端,呼吁儒学同好,为学除当究明其"体"外,尤须体现、恢宏儒学之大"用",以成就"经世济民"之功.     

与儒学复兴"第四次浪潮"的对话——兼评鲁迅研究界"集体失语"现象

近年来,儒学掀起了“第四次浪潮”,鲁迅研究界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很需要作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如果用主流话语的“先进文化”概念来品评和衡量“儒家文化”,就能对儒家的“第四次浪潮”做出科学的评价:历史上的“儒学”固然有它的价值,但后来渐渐地落伍了,它统治中国思想文化两千年,最终让中华民族落后于西方列强几百年,所以“儒学”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属于“先进文化”的范畴,不能对社会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儒学复兴论”也不可能在民众中引起反响。     

略论“子游氏之儒”

子游是孔门七十二贤、孔门＂十哲＂之一,孔子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被尊为＂道启东南＂的＂南方夫子＂、＂东南学道之宗＂。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子游氏之儒＂及其开创者言子研究寥寥,至今知之甚少。本文就言偃＂子游氏之儒＂的基本思想、荀况为何竭力贬斥＂子游氏之儒＂、＂子游氏之儒＂的影响及历史地位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和"与儒家传统精神

认为"和"是中国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去寻求整体的和谐、共生、共长。"和"的儒 家精神之特质从3方面得以体现:作为至德的"中"道;作为价值判定的"直"道;作为和谐共长的"生"道。儒家、 "和"的思想在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     

康德的“善人”与儒家的“君子”

康德的道德哲学和中国的儒家伦理有着某种相通性.本文通过分析<中庸>的君子论和康德在<仅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提出的"善人"概念,指出了君子和善人的相通性.<中庸>在"诚"和"诚之"的说法中分辨了两种善,一种是本性之善,一种是善观念,并认为"诚"这种生存状态是分辨它们的基础.本性之善是与生俱来的,因而作为人的生存出发点是绝对的善;而善观念则是人在不同情境中对本性之善的把握和表达,因而是相对且有待完善的.在"诚"中,人的善观念在本性之善的推动下不断地完善自身.这便是修身养性.作为对比,康德借用了绝对自由这一概念来分析生存中的两种善.人的原始禀赋是向善的,因而在自由中是向善的.这个善是绝对的.但是,人在自由中选择自己的行为规范(有可能选择恶的准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善恶判断.在这里,善恶判断受到一定规范的限制,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以看到,康德用绝对自由来表达了儒家的"诚".为此,本文从历史和文献的角度简略地追踪了康德在启蒙运动中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线索,并认为,康德的"善人"概念是儒家的"君子"这一概念的西方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