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关注“幸福”何为？

“幸福”是近年中国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颇为关注的对象。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却往往被忽视。实际上,对“幸福”和“幸福感”的关注常常与价值观危机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常常将“幸福”划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幸福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当代中国的幸福观经历了两个差异极大的发展阶段,对当代中国幸福观问题的讨论理应将之置于现代中国/革命中国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     

“经济人”假设存在论新思考

对“经济人”假设的讨论可谓是老生常谈，但“经济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生存时频频遭到来自不同领域的批判又迫使对“经济人”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经济人”假设能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生，在当前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文章从“经济人”的存在入手，分析“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性，批判“经济人”的泛化，最后提出“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方式。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市场自由、政府干预与“中国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引发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刻调整的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若干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问题被提了出来。任何理论的建立都是具有一组假设条件的。新自由主义的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如果这些假设不成立或需要放松,那么,结论当然要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并不可能也不应该终结市场自由。在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中,既有市场失灵,也有政府失灵,包括利率失灵、监管失灵和货币政策失灵。通过观察这场危机中各国政府的救市行动以及产生的效应,可以看到政府干预出现了“新综合”的趋势。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是指当市场不能自动出清时,即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和刺激有效需求,以帮助市场恢复均衡。政府干预的“新综合”是指,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的三个扩展;常态的政府干预与非常态的政府干预;商品市场的政府干预与资本市场的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与微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两种意义上的政府干预。纵观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不难发现,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异同主要是由政府作用所致;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成败,也是由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政府作用的“度”的把握决定的。尽管现在还不存在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但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中国模式”也许将是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东亚模式”并列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正确认识“中国模式”的政府作用和国有经济地位,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与” “与”考源

“与”字为“誉”字的初文,本义是赞誉,造字意图源于对战争中胜利场面的描述,是对抬起、举起勇士的欢呼场面的刻画.“与”字和“与”字是繁简关系,“与”是“与”简省而来的,“”、“”是“与”的较早写法,“与”字的写法来源于“牙”字字形隶变过程中的异体写法.     

“科学化”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的传播及学术知识领域的“泛科学化”趋势,中国史家以新的“科学”观念观照中国旧史,发出“中国无史论”,倡导“史学革命”,并以“科学”为标准提出建设近代“新史学”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史学变革明确了方向。     

经济学应该如何处理“时间因素”——琼·罗宾逊的探索及其当代意义

经济学分析不能不处理时间因素对经济决策的影响这一重大问题。然而，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进展十分缓慢。现代主流经济学以自然时间或逻辑时间来定义“经济时间”，使用高度抽象的、形式化的、无差异度量方法，并据此建构越来越精致的分析模型。然而，经济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并未相应提高。从思想史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考察，重点是研究20世纪杰出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关于历史的“经济时间”理论，我们可以看到，罗宾逊认为当经济学逐渐从静态分析走向动态分析时，对时间的处理应当采用历史时间的方式，即在经济分析中有过去、有未来以及有时间的单向前行。在经济分析中引入历史时间，不仅可以使经济分析过程更加贴近现实情境，也更有可能得到符合现实的结论。经济学家都应当重视时间因素，重视罗宾逊所强调的历史时间，从而构建和发展更加贴合现实的经济学。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严复并未对自己提出的“信、达、雅”进行严谨、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实际上,“信、达、雅”只是三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如何理解、运用,往概念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或准则）应用于翻译实践,则见仁见智;而对严复译论的各家争鸣,便缘出于此,其中不乏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与曲解。欲探严复心中的“信、达、雅”究竟是何种境界,须辨析其“译例言”,兼顾其翻译实操,以免望文生义。严复认为,翻译应该既“信”且“达”,但是,求“达”弃“信”,固不可取。其言下之逻辑乃是：1.既“信”且“达”,而“达”至重;2.“信”未必“达”,“达”则必“信”;3.“雅”有助于“信”、“达”,使译作“行远”。若以一言蔽之,即：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新经济”若干问题思考

本文认为“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形态,并对美国“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的经济现象进行了较系统的成因分析;论述了“新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关系,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要重视的主要问题。     

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理念”的转换—— 从“供给者本位”与“需求者本位”的视角分析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理念的转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矛盾运动和外部环境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理念经历了从“供给者本位”向“需求者本位”的转换。“供给者本位”强调把社会需要看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而“需求者本位”则强调把“现实的人”看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两种育人理念尽管都是为了克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某种困境而建立起来的,然而却由于其本身的理论缺陷,使其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实现“供给者本位”和“需求者本位”的统一是解决当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理念弊端的必然选择。     

文学怎样“动”文化

文化对文学的决定性作用几乎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它与文学的关系,并非可以进行对等理解。文学性不是讲现实“功利”而是讲心灵依托之“功用”的,它的启迪性来自于作家对文化普遍要求的尊重性反思,而不是顺从性认同。文学对文化的“动”不是“对抗文化”,而是“尊重又不限于文化”;不是“轻视什么和排斥什么”;更不是“文学超越文化”。     

《巴黎手稿》中“社会”概念的内在张力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是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原初理论语境。“社会”概念与“类”概念直接相通又是对后者的批判性超越,“人是社会存在物”这一论断表明,“社会”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洞悉。而“社会”概念所内蕴的“人所应是”的规范性界定直接成为马克思批判现实社会与人的历史境遇的重要价值参照系,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社会”批判话语最初动向。     

儒家的礼、“自我”与德性完善

儒家的自我既是“礼”的遵循者、又是“礼”的制定者。借用康德伦理学的术语,儒家的自我是 “为自己立法”的。然而,由于康德否认了人有“智的直觉”,人 “为自己立法”这一理念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并未得以实现。而儒家学者通过承认人心是无限心并具备理解天道的潜能,从而使人“为自己立法”成为现实。因此,尊重自我就表现为人动态地、创造性地完善自己的德性的过程。这一特点也把儒家的“自我”既与自由主义中的“自我” 、也与康德伦理学中的“自我”区别开来。     

“自我”与“他者”审美歧途中的“湘西形象”

中国文学中的“湘西形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表现出多重美学样态。其中民俗传奇的“湘西形象”中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态势,深刻的体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审美歧途。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诗意呈现、对湘西子民生存形态的展示实现了对湘西最为成功的“自我塑形”。其作品中浪漫与诗意的民俗湘西形象背后蕴藏着深邃的价值核心,即对于人性的洞察与展现。而当代网络文学中的“湘西形象”书写则表现出一种“他者”视角下,对湘西民间秘闻、诡魅习俗的猎奇演绎与神秘文化趣味,其众多文本刻意塑造出“鬼魅幻象”式的湘西形象,这无疑是对“湘西形象”的一种单向度的书写与审美。     

论高校教学评估的“意义建构”

科学主义教学评估是现代性教学管理理念赋予人们寻求简单与效率的理性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它以唯数字化与唯标准化取向抹杀了教学过程中的意义生成,使教学评估表现出一定的“无助性”。现代教学评估应该由“技术判断”走向生活“意义建构”,以人的生存意义、精神价值、品质养成、能力提升等超越性精神为旨趣,不断地引导和帮助师生实现自身生命意义的绵延与冲动,让师生自己的信仰、价值观得到主动建构,获得内在生成性成长。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时空解读

人类文明遗产“丝绸之路”是世界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一带一路”是继承与发扬“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从世界遗产视野探讨“一带一路”具有独特性。“丝绸之路”由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报告书》中首次命名,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自2013年9月7日首次倡议到2015年3月28日正式推出,有一个认识与规划的完善过程。“一带一路”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其空间范围必将扩展至全球;其沿线任意两点间的交通类型千变万化,需要提前预备各种交通类型方案;其建设与维护离不开安全保障,沿线交通中转地与集散地的基础设施是建设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作为中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成果的物质载体,必将成为21世纪初叶人类文明主流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