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收入”多维贫困的识别与影响因素探析——基于CLASS数据对农村老年妇女样本的考察

文章基于AF贫困测量法,结合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老有所乐"四个维度出发,将各维度对应指标均匹配到国家关于老年人或妇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据,识别出我国农村老年妇女在非收入层面的多维贫困现状——医疗服务不足、卫生条件简陋、互联网生活匮乏是当前我国农村老年妇女面临的三大生活困境;量化分析收入贫困与文章定义的非收入多维贫困的关系,从个体、家庭、地区层面找出影响农村老年妇女的致贫因素——年龄、学历等个人因素和区域因素明显影响着多维贫困的发生,收入、家庭成员等变量与老年妇女晚年是否陷入非收入多维贫困也存在着必然联系。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存在收入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贫困,且多维贫困程度较为严重,尽管在2000—2011年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呈现下降的态势,但仍高于收入单维度的贫困程度。教育维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贡献最高,其次是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维度,资产维度的贡献度最低。动态来看,2000—2011年间教育和资产两个维度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健康和生活水平两个维度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而收入维度的贡献度基本稳定。中国未来针对农村的扶贫瞄准应从单一的货币贫困调整为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资产“五位一体”的多维贫困,要更为注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以破除当前农村贫困日益显著的持久性和脆弱性特征,进而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率。     

论农村贫困救助制度的整合

农村贫困救助制度是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农村居民最低生活需要的保障。目前我国农村的贫困救助制度是以多元化的形式存在的,如＂五保户＂供养制度、扶贫工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这些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来看,这种多元化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存在着一些弊端,如救助资金不集中、救助对象重复等。因此,将多元化的贫困救助制度进行合理整合是其发展的大势所趋。     

后减贫时代中国老年多维贫困的测度

利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 H IP)数据,通过构建老年多维贫困指标,测度我国老年多维贫困状况及其动态变化,并分析各类型转移性收入的多维减贫效应.结果发现,2013—2018年间,全国、城镇和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状况得到显著改善,贫困发生率分别下降13％、5％、8％,贫困程度分别下降11.6％、2.3％、5.3％.但在考虑收入相对贫困和健康贫困下,农村老年单维贫困状况趋于严重.其中,收入相对贫困和健康贫困对老年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住房设施贫困贡献率下降.养老金对缓解全国和城镇老年多维贫困的作用最为显著,子女赡养等私人转移性收入对缓解农村老年贫困作用较大.基于此,我国应着重发挥政府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并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共同提高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和可行能力.     

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 ——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

进入乡村振兴阶段,中国的反贫工作的重点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而农村老年人口将是相对贫困治理中重点关注的群体.构建经济、健康、生活条件、精神4个维度及11个指标的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体系,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A-F法对农村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探讨主要针对子女的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经济是农村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最主要的贡献维度,健康、生活条件、精神均是农村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贡献维度;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年人口精神相对贫困及多维相对贫困均在1％的水平上负向显著影响,即代际关系质量越好,其对农村老年人口精神相对贫困及多维相对贫困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     

支出型贫困视角下农村社会救助扶贫效果研究

贫困问题的界定决定贫困问题的治理方式。我国对贫困的界定和测量都是以收入为标准,然而,考察当前农村贫困可知,由于重大疾病、子女教育、突发事件等原因形成的支出型贫困越来越多的成为导致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由此,针对支出型贫困的社会救助项目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是提高精准扶贫效果的关键。本文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FGT贫困测量指数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扶贫效果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扶贫效果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针对支出型贫困的救助项目尚未得到重视。因此,为提高社会救助对精准扶贫的效果,今后农村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提高低保水平、有针对性地对支出型贫困进行救助、建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等。     

论对城镇贫困群体的医疗救助

对城镇贫困群体实施医疗救助,对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医疗救助工作应因地制宜,从救助的原则、对象、模式及救助资金的筹集与管理等方面入手,创新救助方式,加强医疗救助政策法规体系建设,着力构建独具特色的城镇贫困群体医疗救助运作体系。     

论对城镇贫困群体的医疗救助

对城镇贫困群体实施医疗救助,对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医疗救助工作应因地制宜,从救助的原则、对象、模式及救助资金的筹集与管理等方面入手,创新救助方式,加强医疗救助政策法规体系建设,着力构建独具特色的城镇贫困群体医疗救助运作体系。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社会资本与农村地区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分解及影响 ——基于陕西省南部农村的调研

在城乡二元体制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农村地区留守老人逐渐增多,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基于陕西省南部331份调研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度模型测度农村留守老人在收入、健康、医疗、抵御风险能力、居住条件、生活状况、心理状况七个维度上的多维贫困状况,并借助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及其各构成要素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单维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四个指标分别是生活燃料、患病被照料、疾病、卫生间,被剥夺比例均在60％以上;2)农村留守老人二维及三维贫困状况较突出,四维及四维以上贫困发生率较低.健康、生活状况、居住条件、抵御风险能力是农村留守老人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四个维度,也是导致农村留守老人陷入多维贫困的主要因素;3)社会资本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在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脱贫减贫中的作用最显著,社会声望仅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减贫有一定正向作用,社会参与则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无显著影响.这说明,此后在解决和防范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上,应多关注非收入层面并重视社会资本的减贫作用.     

农户防范返贫:应该更关注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

基于部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利用多维返贫测算方法识别返贫农户,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农户防范返贫中的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1)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是防范农户多维返贫的重要因素,但从返贫效应的视角看,人力资本防范返贫的影响更大,是巩固拓展农村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资本。(2)机制分析中,人力资本能发挥迁移效应,通过劳动力流动的部分中介作用防范农户返贫,而社会资本能发挥信息获取和抵押品效应,通过创业的部分中介作用防范农户返贫。(3)人力资本降低了农户在收入、医疗、生活维度的返贫发生概率,社会资本则降低了收入、医疗维度的返贫发生概率。(4)两类资本的防范返贫效应存在区域差异,人力资本显著降低东部和西部农户返贫发生概率,而社会资本显著降低了东部和中部农户返贫发生概率。     

社会资本、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

基于Alkire&Foster（A-F）多维贫困理论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度我国农户多维贫困水平；同时，将社会资本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置于同一框架下，构建影响我国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运用分位数回归法实证检验二者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资本和农村劳动力流动均能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而且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显著强化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缓解作用。因此，为实现农户家庭多维度脱贫，应重视社会资本的建立与运用，加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有序引导。     

精准扶贫方略下的农村弱势群体减贫研究

农村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人口规模大、贫困程度深,农村弱势群体的精准脱贫是打赢整个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本文总结了农村弱势群体的贫困特点,分析了农村弱势群体减贫政策的演变及其效果,提出了提高农村弱势群体减贫政策瞄准精度,分类实施农村弱势群体帮扶措施、拓展农村弱势群体收益来源,促进农村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健全农村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政策建议。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反贫困路径探析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不仅是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点和焦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多维贫困的准确测度是有效攻克贫困、实现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环节。基于秦巴山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区1325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A F指数和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深度贫困地区存在明显的交叉性与多维性贫困,致贫原因亦复杂多样。依据测算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度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深度贫困区生活条件;积极发展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提升深度贫困区人力资本水平;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健康网络,强化深度贫困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做到社保兜底;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拓宽深度贫困区农村居民收入渠道;重视深度贫困地区综合发展,有计划地推进深度贫困区乡村振兴。     

场域视阈下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分析——基于闽西地区SM村的个案调查

基于对12名农村老年人的访谈,以场域理论为分析视阈,以文化惯习约束与社会场域型塑相融合的研究路径来深化对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现象的认识：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失衡的农村家庭财富支出结构、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老年贫困的原生性型塑因素;农村孝道文化的式微、“养儿防老”社会风俗的固化、“代际互惠”的依赖型养老心理是农村老年贫困的次生性建构因素。二者相互依存交互影响,将农村老年贫困的型塑与建构融合于农村老年生活的实践。要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需要破除农村老年贫困的养老惯习,建构改善农村老年贫困的生活场域,强化突破农村老年贫困的社会实践。     

传统农村社会救助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比较

传统农村社会救助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过程中存在许多缺陷,如覆盖面窄、标准低、法制建设滞后等。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仅能克服传统农村社会救助的缺陷,而且有利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低保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会产生诸多问题,还有待解决。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基于对致贫根源的深刻剖析,揭示了“上层建筑性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建党百年来党的反贫困思想形成、演进与走向完善的理论源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减贫思想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制度反贫思想,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发展治贫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精准扶贫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反贫困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这一核心命题,在科学把握减贫规律的基础上施策着力,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与反贫困理论体系,最终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回顾探析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与演进逻辑,既是实现党的反贫困思想系统化与学理化的理论需要,也是指导实现乡村振兴时代新目标的现实需求。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优先序分析

为实现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目标,通过多维贫困测度法探索贫困的深度和诱因变得尤为重要。基于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调研数据,采用Alkire 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从收入、健康、教育、生活设施和自然地理环境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与分解。研究表明：（1）单一维度上,农户贫困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各维度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2）多维度贫困测度上,多维贫困指数随着贫困剥夺维度K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变化趋势呈现倒“S”型曲线,变化速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3）多维贫困指数以及发生率高于其他研究,表明生态敏感区的异质程度高;（4）多维贫困指数存在地区异质性;（5）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存在维度差异性,教育、收入、健康和基础设施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