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译理论与解构主义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比较

"作者死了"解构了原文的中心意思,意味着译者作为读者在对原文的解读与译文的建构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变译理论中由"译者施变",译者是翻译主体,译者活了。不同的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中,译者主要通过对原文的异化发挥主观能动性,其目的是让译文进一步接近纯语言,因此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主要限制条件是纯语言。而变译理论中,译者主要通过对原文的归化发挥主观能动性,其目的是让译文能高效地传达信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主要受读者制约。     

张爱玲自译作品中的变译现象——以《桂花蒸阿小悲秋》为例

自译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翻译,涉及到了翻译者和创作者的身份重叠。自译者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和创作空间,自译作品是译者创作生命的循环。基于接受美学理论中的读者接受论,张爱玲在自译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有意识地选择翻译策略,产生了大量的变译现象,译文虽不完全忠实原文,但顺应了目的语读者的交际需要。     

变译理论视角下的意象和意境再现——以许渊冲古典梅花词翻译为例

黄忠廉的“变译理论”是当代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代表。变译理论主张,变译是重在摄取原作内容,信息量集中,与原作信息核心相近,比全译更适合于科学文献。文章运用创新性思维,首先阐述了变译理论的学理根据以及变译理论作为文学翻译标准的理据,然后基于变译理论,以许渊冲之苏轼和陆游梅花词的翻译版本为例,分析和论证变译理论对于中国古典诗词中意象和意境再现的解释力。      

变译理论视角下的手机新闻英译策略

随着手机媒体的兴起,双语新闻在信息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手机新闻文本所具有的真实性、精细性和简洁性等特点决定了其翻译方法应区别于一般的文本翻译。变译理论为手机新闻的英译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其变译策略包括摘译、编译、改译和参译等。变译的目的是使译文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真正实现新闻的有效传播。     

变译理论翻译方法在通俗科技英语中的应用

通俗科技英语指用浅显易懂的英语向不具备专业科技知识的普通读者传播、普及科技信息。如何在翻译实践中将最新的科技信息快捷地传播给普通读者,变译方法的运用很重要。各种变译方法在词、句、段、篇中的的灵活使用能够快速、有效、准确地传达原文中的科技信息,从而最大限度地凸显原文的使用价值,对于优化译文质量、节省翻译成本、提高译文读者的阅读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变译理论形成阶段的认知误区研究

20世纪末,黄忠廉先生将翻译活动中的变通手段加以系统地总结归纳,提出了变译理论,虽多加补充,仍有诸多不尽完美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变译乃方法论一说表述不当;全译与变译、释与译的界限不清;译者主体性的度缺乏界定。实际上,变译与全译皆为基于原文宗旨和最大化实现传播目的的翻译活动中的两种基本原则。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的推进

对于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所起到的推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本雅明和德里达的重大影响更是愈益明显。本雅明的翻译理论特色体现在对原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的解构,并有力地颠覆了原作与译作的等级关系,为译者的地位和译作的"来世生命"价值做了有力的辩护。德里达的翻译理论则围绕词语的差异和延续之特征,强调原作的确定性和终极性是不可能在译作中得到绝对忠实的表达的,所谓原作的本真性是绝对不存在的,译者通过对原作的翻译而使得原作的价值得以延续和存活,因此译者的重要性应当与作者的重要性相当。但德里达的翻译理论仅做描述,而不做规定,从而给译者留下了充分展现其创造性才能的开放性空间。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家没有虚无地对待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他们不断地对既定的传统成规和翻译原则提出质疑甚至解构,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诸如忠实、标准、原作、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等核心原则都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从而在解构的过程中又重新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成规和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原作本真性的不可再现性和译作的不可终极性或未完成性。     

变译的语言适应论诠释

从语言适应论视角来诠释翻译中的变译行为,论证翻译中的变译是译者为了译文适应译入语的接受文化语境而有意为之,其目的是保证跨文化的交际成功,变译是同全译并行的另一种翻译策略系统,有特殊的语用价值,值得深入研究。     

中国传统译论中读者观照的诠释

读者观照就是西方翻译理论家倡导的读者反映论,这恰是我国传统译论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论是佛经翻译,还是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译介,译者在翻译时均考虑到了读者的文化修养、文化背景、视野期待、审美能力等诸多因素。读者的需求和反应无疑会影响译本的质量以及译者对所译作品、翻译手段的选择。解读我国传统地译论中读者关照主要目的在于科学地审视和全面地评价传统译论。     

以韵助译的汪译陶诗

翻译家汪榕培的陶诗英译本是距离当下读者最近的陶诗英译本。他通览陶学研究成果,研究陶诗前译,有所创造地将原诗的音韵翻译出来,既尊重了原作,发掘了原作潜能,又满足并拓展了陶诗英语读者的审美需求。     

晚清传教士林乐知的翻译与译论

本文从翻译学的角度研究林乐知从事翻译的缘起和动机、与华人合译的翻译方式、其鲜为人知的译论文章《新名词之辨惑》。《新名词之辨惑》体现了林乐知独特且明确的翻译观。他认为,翻译中遇到的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的明显的词汇匮乏,是源于人心不得释放,新学不得发展。林乐知从文化的视角分析译名问题,使其成为继傅兰雅之后又一位对中国译论做出贡献的近代来华传教士。     

从双关语的翻译检视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观

通过分析《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双关语的翻译策略探讨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观,我们发现大部分译者采取的是舍弃双关语的翻译策略,反映出译者在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等认识方面的局限性和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翻译观.儿童文学的译者应该解放自己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在充分把握目标读者特点的基础之上,尊重并信任儿童,以译作与儿童建立起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儿童本位的翻译.     

季羡林的翻译观探究

季羡林不仅是学贯中西的东方学家,同时也是成就卓越的翻译家,但目前他的翻译思想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本文探究了季羡林的翻译实践活动,总结了季羡林翻译观的五个主要方面。最后指出,季羡林的翻译观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译论,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他的翻译思想。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批评——以翟理斯《醉翁亭记》译文为例

翻译批评是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纽带,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主要以认知语言学的意义观和翻译观为基础探讨翻译批评的根本任务、指导原作和方法,提出了翻译批评操作的认知语言学模式。     

中国译学的传承与创新——张柏然译学思想研究

在传承方面,张柏然最早呼吁立足本土语言文化建设“中国译学”,运用理论形态、特殊性与普遍性、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支持这一立场,结合其阐释学思考和对中国知识论断裂现状的观察,提出了传统译论“范畴的视域融合”和“体系的整合建构”的继承方法论。在创新方面,张柏然指明了传统译论的现代化转换、借鉴西方译学学派和顺应时代翻译新潮的中国译学创新路径。张柏然的译学思想引领了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准确研判了外译研究、翻译数字化和实业化研究等趋势,其“中和”和“诗性”智慧所带来的学科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值得继承和发扬。     

翻译中的直译与意译

关于翻译的方法历来为各种学派争论的焦点,可谓百家争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透过众多译法主张,不难找出他们所恪守的一条准则,即翻译的标准。翻译的标准是检验一切翻译理论合理与否的唯一准绳。本文从直译和意译的基本定义出发,依据翻译的标准,针对其各自的优点与不足分别加以阐述,究其内在的相互关系并进一步讨论翻译活动中各自所遵守的基本规则。     

辩证的翻译观探析——论翻译中的矛盾统一性

翻译中矛盾丛生,其中有忠于作者与忠于读者的矛盾,克己意识与创造意识的矛盾,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的矛盾,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矛盾,洋味与洋腔的矛盾,神似与形似的矛盾,异化与归化的矛盾,直译与意译的矛盾等。处理好矛盾双方的关系,坚持唯物辩证法,遵循对立统一原则,树立辩证的翻译观,做到二者统筹兼顾,找到双方都可接受的最佳融汇点,把握住翻译的分寸或度。     

直译与意译和归化与异化之比较

翻译领域一直存在着直译、意译的争论,后来又演变成为关于归化,异化的争论,这两对概念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本质上的不同。文章从两对概念的争论出发不仅探究了两者在文本选择、传译、目标人群、使用的主要领域和使用动机层面的不同,还简要探讨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目的论下的外宣翻译策略--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例

外宣翻译是中外沟通交流的重要通道。由于对外宣传的政治色彩以及中西方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因此外宣材料的翻译过程中需要采取不同于传统翻译的策略。以功能派理论目的论为依据,并结合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英文翻译,探讨了外宣翻译的策略与方法,为达到更好的输出效果提供解决方案。     

论基于自译视角的翻译策略

由于翻译策略的变化反映着翻译理论研究范式的发展和变化,翻译策略研究成为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作为特殊翻译形态的自译本身具有生成性、过程性和内部回应性的特点,可以为翻译策略的研究提供一个内视角,增强了对翻译策略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