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中的赋、比、兴

从"心物关系"的角度对赋、比、兴加以理解,并将《周易》看成一部原始歌谣集,可以发现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早在《周易》中就已初现端倪。只是《周易》中赋、比、兴的运用还显得较为稚嫩,并不成熟。赋体多是短章,兴体数量也较少,往往比、赋,比、兴合用。虽然赋、比、兴的运用并不成熟,但却增加了《周易》卦爻辞的文学色彩。     

“赋、比、兴”与文化思维

“赋、比、兴”,通常人们仅把它们看作是诗词的创作手法或修辞手段,这是不全面的。它言情达义的超凡能力,应是中国文化内质的一种思维方式,甚至超出艺术思维的范围,进入社会交际领域。构成其成为文化思维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宇宙观。“赋、比、兴”在诗词创作中的价值体现,说到底是此种文化思维的洽切应用。     

对“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重新界说

本文认为，历来把“赋、比、兴”视作《诗经》中三种具体表现手法的观点是错误的，“赋、比、兴”是《诗经》中三种总体表现方法的概括。作为总体表现方法的“赋、比、兴”的含义自然与作为具体表现手法的“赋、比、兴”的含义有本质的区别     

《周易》中的赋、比、兴及其思维基础

《周易》卦爻辞具有诸多文学因子,可看做是一部原始歌谣集,具有一定的文学意蕴.同时,从心物关系的角度对赋、比、兴加以界定,可以发现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早在《周易》中就已初现端倪,只是《周易》中赋、比、兴的运用还略显稚嫩,并不成熟,赋体多是短章,兴体数量也较少,往往比、赋,比、兴合用.《周易》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并非偶然,因为其思维基础是《周易》中的取象思维方式.     

也谈“赋、比、兴”

(一) “赋、比、兴”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一组重要的概念。古往今来,对“赋、比、兴”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有所进展,但多侧重于对它们和形象思惟之间关系的探讨,至于“赋、比、兴”自身的内函和外延,却仍然缠夹不清。我认为,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赋比兴论

赋、比、兴，历来多数学者是将它们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或写作方法。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阐发了赋、比、兴是三种最基本的文学思维，是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心物交互作用的三种不同的方式。它们在短诗小令中往往能独立显现，而在长篇巨制中则常常是相互兼容。我国古代很早就在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赋比兴”论，实在是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     

周代用于政教的音乐调子--赋、比、兴之本义探源

不同意大多对赋、比、兴"三用"本义的理解,以其最早出处<周礼·春官>为论述起点,逐步反推赋、比、兴的音乐本质,并结合<诗>的来源加以佐证;另外,周代社会音乐以礼为核心的特征决定了赋、比、兴的政教功能.     

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三块基石——《诗经》赋、比、兴表现手法探讨

<诗经>赋、比、兴表现手法对中国诗歌创作影响深远.赋、比、兴表现手法的本质,在于它反映了情与物的关系,是一种以形象思维为基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抒情手法.     

周代用于政教的音乐调子--赋、比、兴之本义探源

不同意大多对赋、比、兴"三用"本义的理解,以其最早出处<周礼·春官>为论述起点,逐步反推赋、比、兴的音乐本质,并结合<诗>的来源加以佐证;另外,周代社会音乐以礼为核心的特征决定了赋、比、兴的政教功能.     

赋、比、兴理论的成熟

一、诗人、文学理论家对赋、比、兴理论的发展宋、元、明、清时期的诗人、文学理论家大多也象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诗人、文学理论家一样,他们不是象经学家一样利用赋、比、兴来探索、解说《诗经》的表现方法,而是借用这久受崇敬的概念来发挥各自不同的政治观点和美学观点。这个时期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中仍旧存在着对立的“言志”派和“缘情”派,对赋、比、兴的解说与运用也同样存在着分歧。虽然这两派都能把表现技巧同思想内容结合起来,两派有一定的合流趋势。但比较起来,前者更重内容,后者更重艺术技巧,并且所重内容的性质也不同。“言志”派重视用比兴方法表现美刺寄托之“志”;而“缘情”派重视用比兴方法表现一己穷通之“情”。象白居易那样只把比兴作为美刺的代名词的情况在这个时期已很少见了。     

比、兴、赋释俗

比、兴、赋作为我国诗歌创作方法的优秀传统,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得到高度评价,被肯定为形象思维不能不用的创作方法而大放异彩。 前些时候,报刊上开展形象思维的讨论,发表过不少关于比、兴、赋的文章,对比,兴,赋的概念作了大量有益的阐述。但是,从语文教学的实际出发,本着“精要、好懂、有用”的原则,给比、兴、赋作出通俗的解释,迄今尚付阙如。就中学语文教学来说,课本中既有大量文艺作品入选,作文又离不开形象思维的训练,那么,弄清比、兴、赋     

中国古代美学史稿(五)

第三节《诗经》的赋、比、兴《诗》在汉代被尊为经,并总结出风、雅、颂、赋、比、兴“六义”。前三义是根据其音乐性和社会功能分为三种体制;后三义是根据其造形方法总结出的美学原则。《诗经》三百零五篇,深广地反映了青铜文化时代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时代     

论毛泽东诗词的形象思维(下)

四毛泽东在信中又说:“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同比、兴两法一样,赋也是自《诗经》以来我国诗歌创作的传统手法。谢榛曾经对《诗经》的赋比兴手法作过统计,他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由此可知,赋的运用在我国古典诗歌里是相当广泛的。对赋这种表现手法,我国历代诗论家有过不少论述。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孔颖达说:“赋之言     

试论高丽朝赋文学创作

高丽朝的赋只有40多篇,但是它们在韩国的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高丽朝主要是通过《文选》、学习并改良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及苏轼来接受中国的古赋、律赋和文赋的.对于高丽朝赋文学的研究不仅可以考辨韩国古代赋文学的外在特点、内在风格及其与中国赋的关联,更可以发现高丽文人的情思及独特的审美理想与特征.     

建安咏物赋略论

建安咏物赋作为建安时期赋作的代表,不仅在数量上超越汉代咏物赋,而且在时代审美情趣的变化、文人宴饮娱乐精神的影响下呈现出繁荣的文学局面。建安咏物赋不仅在数量上比两汉咏物赋增加很多,而且在艺术创作上,赋家在继承前代赋作艺术精神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赋家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更进一步融合,在赋作中比兴寄托手法的日渐成熟,使建安咏物赋成为汉代咏物赋与晋代咏物赋文学延续中的重要环节。     

论赋、比、兴与“诗言志”及“诗教”的发生学关联

赋、比、兴 ,诗言志与诗教是中国古典诗学史鼎足而三的诗学概念。氏族会盟活动不仅是赋比兴的母体 ,也直接孕育了诗言志与诗教两大诗学观念 ,并由此导致了这三种诗学观念的发生学关联     

试论中国塔吉克族情歌

塔吉克族民歌构思模式主要有兴体构思、比体构思、赋体构思三种形式,内容上表现爱情生活方面的伦理、道德、审美、婚恋观,格律上采用了“格则勒”、“柔巴依”、“玛斯纳维”等体式。     

“六诗”本义新探

将赋、比、兴本义解作诗歌写作方法和诗歌体裁均有所不妥。因为“六诗”当是《周礼》编著者在古而自有的风、雅、颂组合中插入赋、比、兴拼凑而成 ,它反映的是学《诗》致用称《诗》以言的时代观念。其要义在赋《诗》以风 ,指以讽喻教化为灵魂 ,以赋为组织核心 ,加上比兴为主干 ,又缀以雅颂为陪衬的《诗》的六种功用。“赋”指“称《诗》以谕其志”,“比”指以《诗》类比己志 ,“兴”指起发志意 ,听赋《诗》而触类旁通生发感悟 ,领会其所含情志意义。就本义言 ,“六诗”原属经学命题 ,至东汉之后 ,赋、比、兴三义才演变成一个发展着的美学命题     

诗歌四元艺术至境格局刍议:典型篇

在诗歌领域 ,诗歌的艺术至境也是多元的。中国传统诗歌“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 ,对诗歌创作体式的影响十分具体 ,借用“典型”一词来概括赋体诗之艺术至境 ,可以充分感受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兴的分类、本义和起源研究述评

历史上对于兴的研究多集中在它的性质和界说上,“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在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同时,开始对兴的其他方面如它的分类、本义和来源等也进行了正式探讨。无疑,这是兴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表现。本文拟就这后一方面对几十年的研究状况作一述评,也许不无意义。先说分类。对兴的分类,虽可以上溯于唐代,唐代《诗格》将兴分为十四体,但正式给《诗经》的兴分类的始于朱熹。他将兴分为三类:兴而比、赋而兴和兴。朱熹认为前二者很少,而第三种则是大量而普遍的。他注《周南·汉广》三章都是“兴而比”。注“兴而比”是就两句合起来而言,分言之则第一句是兴,第二句是比。所以这一类实际上与单纯的兴还是一样的。他说的“赋而兴”,是就兴兼赋而言,是指兴与赋的融合。这类兴与单纯的兴在性质上确有本质区别,它的兴句与中心部分(即“所咏之词”)已经达到情景交融,物我合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艺术意境,而不是单纯兴中那种比较简单的衬韵、比附、象征关系。朱熹之后,一些论者给《诗经》的兴分类也多采取这种方法。它在实际上已经朦胧地认识到兴在塑造诗歌形象和构成意境上的意义和作用,是分为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这是符合兴的特点和性质的,但他只是着眼于赋比兴的关系上,从它们之间的融合和分化上立论,而未能提出充分反映诗歌艺术形象构成特点的有关判断和概念,因而使之不可避免地带有缠夹不清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