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及结构分析

采用Grubel-Lloyd指数和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国和东盟2001—2010年农产品整体以及各章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了静态和动态的测算比较,在Brülhart指数的基础上应用Thom & McDowell指数对产业内贸易类型结构进行细分。测算结果表明过去十年中国与东盟农产品整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但以部分农产品为代表仍然存在突出的产业内贸易现象,十年间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增长较为缓慢,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增长较快。     

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与结构: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实证研究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对1992-2011年中澳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与结构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研究了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中澳农产品贸易中,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同时存在,并且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较低;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量变化主要来源于产业间贸易,但产业内贸易的作用在逐渐增强;中澳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变化主要来源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作用在近年来有所增强;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差异、澳大利亚市场开放度、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和农产品贸易不平衡对中澳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与结构具有显著影响。     

中韩钢铁产业内贸易及影响因素研究

针对中韩钢铁产业的总产业内贸易、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和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在汇总水平上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是中韩钢铁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形式,而具体贸易产品组的产业内贸易模式却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对中韩钢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总产业内贸易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与平均市场规模、人均国民收入差距、中国实际利用韩国的直接投资额以及中韩钢铁产业的贸易总额均有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而与中国钢铁产业的规模经济以及中韩两国钢铁产业的技术差距负相关;垂直型产业内贸易除了与规模经济的相关关系为负之外,与其他影响因素的协整关系均是正向的.这种研究结论对我们的政策制订有一定启示作用.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G-L指数、BI指数、MIIT指数和VIIT指数,测算了2000-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并实证分析了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上较低,但双方半数类别农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源自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的作用也在加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其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明显增强;中国与沿线各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与东南亚、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与西亚及埃及、中亚及蒙古、中东欧及西欧则一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相对经济规模、贸易距离、产品差异度、市场对外开放度、外商投资、贸易不均衡、收入不平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均显著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本文依据HS商品分类将农产品分为196类,利用我国各类农产品历年的进出口数据,分别计算出2009到2012年我国总体农产品对外贸易的GL指数、Bru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ThomMcDowell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发现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较低、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来自产业间贸易、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主要来自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据此,提出发展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对策建议。     

中国与RCEP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正式签署，中国农产品出口迎来了新机遇。近年来，中国与RCEP成员国农产品贸易规模呈明显上升趋势。运用GL指数、BI指数和MIIT指数测算2006—2022中国与RCEP国家农产品贸易指数，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双方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与RCEP国家农产品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且双方产业内贸易增量源自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货物贸易结合度、市场开放度差异、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市场规模差异和农产品贸易竞争力对中国与RCEP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货物贸易结合度影响最为显著。     

中日产业内贸易结构研究

通过2001-2007年部分类别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分析,得出中日产业内贸易指数朝向高级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在产品质量上,中日两国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使之从低质量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向高质量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过渡发展,是促进中日贸易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东盟国家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动因分析

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的发展,双方产业间互补优势的产品所占双方贸易额的比重不断下降,双方产业内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逐步从产业间贸易走向产业内贸易。中国-东盟国家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动因: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的推动因素;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各国人均GDP的持续提高及消费结构的逐步优化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拉动因素;地缘优势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促进因素。     

中国木质林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

产业内贸易是国际贸易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在介绍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现状的基础上,从实证的角度分别研究了中国各类木质林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中国木质林产品的水平型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最后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中国外贸发展新取向

从产业内贸易理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所产生的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是增强一国外贸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 ,并且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外贸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应以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为发展取向 ,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提高引资质量和大力发展差异产品来提高我国外贸的竞争力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论上市公司监事提名制度之完善

监事提名制度属于任免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 ,分为提名权享有主体和提名对象资格两部分。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省都详细规定了监事提名制度 ,与之相比我国监事提名制度非常粗糙。因此 ,应借鉴这些经验 ,对我国监事提名制度加以完善     

论证据排除规则与证据禁止原则

文章对证据排除和证据禁止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设立的内在法理根据和价值功能;对英美法国家和大陆法国家适用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的具体要求和法律效果,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对我国的立法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了立法上的缺陷和理论上存在的误区,并对设立和完善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