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自由观

严复是一百多年前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他在批判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新自由观，他的自由思想开启了一代思想之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李贽的"成人说"

李贽思想的真正核心是“成人说”。“成人说”要求人们摆脱僵化的儒家伦理教条的限制,自由地成长为对国家有用的圣贤之才,而这就需要社会提供一个宽松的育人环境,同时更需要个人的胆识。李贽的“成人”标准表明了他的思想局限性,但他对“成人”思想的自由探索,也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

尽管“计划经济”思想在现代中国居于主流地位,但“自由经济”思想也并未断绝。事实上,清末即有一些人士认识到国家干预经济的两大弊端,即经济上效率低下与政治上导致集权。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愈来愈富有学理性,进而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些人士甚至提出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先进思想。可以说,中国现代的“自由经济”思想也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思想源泉之一。     

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

尽管“计划经济”思想在现代中国居于主流地位，但“自由经济”思想也并未断绝。事实上，清末即有一些人士认识到国家干预经济的两大弊端，即经济上效率低下与政治上导致集权。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愈来愈富有学理性，进而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些人士甚至提出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先进思想。可以说，中国现代的“自由经济”思想也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思想源泉之一。     

"个人"与"国家"的整合--论中国现代文学"自由"话语的理论建构

中国现代“自由”思想渊源于对西方“自由”话语的输入。但由于文化传统、知识结构、现实语境、时代要求以及翻译等诸多原因 ,西方的“自由”话语在输入的过程中意义发生了衍变。最初的“自由”主要是个人自由 ,后来衍生出民族、国家自由的涵义 ,在现实与逻辑的层面上二者具有统一性 ,从而形成中国现代自由话语     

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近代意义

语言深刻地制约着翻译,并合法地改变原语的思想性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就是在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汉语化的言说中建构起来的。某种意义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的歧变过程也就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建构过程。严复在翻译和介绍穆勒的自由主义思想时,颠倒了其思想的主次,明显压抑了个人优先原则这一前提,而张扬了个人自由应该受到限制这一附则。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被纳入了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严复始终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来解释和定义自由主义。严复所理解的“人”主要是中国古代的“民”,这样,他就把“人”最终纳入了中国古代的言说轨道,纳入了国家和民族的范畴,其结果是必然从根本上削弱甚至否定个人。     

简论早期梁启超的自由观

早期的梁启超对西方自由观念的创造性诠释,既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精神之一个侧面,又结合中国晚清社会实际情况而作出了富于创造性的解释。他把自由看作是近代社会发展之精神动力,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高度关注,将两力相抗,势均力敌看作是自由之保证,呼吁增强国力,发挥个性,外以抵抗帝国主义,内以反对封建势力;又对自由与任意、自由之俗与自由之德进行了区分,强调了“文明自由”之价值。凡此种种论述皆富于极强的启发意义。当然,他过分强调以力抗衡的“积极自由”之作用,相对忽视宽容的“消极自由”之作用,在理论上容易产生不良的后果。他对心灵自由、精神自由的过分关注,亦流露出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     

论于右任自由主义新闻思想

于右任是中国新闻思想史上不可逾越的重要人物,他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其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言论独立自由、人民主权观、监督政府、反“党报思想”、“文人论政”等五个方面。     

萨特论自由与处境的吊诡性

在讨论“人如何必须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问题时,传统有关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讨论都忽略了行动者与处境的关系,本文试图从萨特的思想出发对这一问题提供一种解答。萨特认为,人的行动虽受“现实性”的制约,但人仍是绝对自由的,因他能通过赋予现实性以意义而把它塑造为具体的处境,并在这一处境中作出他的选择,承担他的责任。因此,自由与处境虽存在着矛盾,但自由仍有着优先的地位。     

《马氏文通》的“次”与“格”“位”之比较——兼评何容、林玉山的“次”理论

马建忠以普遍唯理语法为原则,将西语的 cases(格)译作“次”,并移植到汉语。由于汉语无词尾形态,故马氏的“次”不能与“格”尽相吻合;但两者的精神一致,就是讲“实字相涉之义”。模仿西语的“格”而设的“次”,因为汉语名代词没有词形变化而无意义,这与黎锦熙、刘复为汉语所设的“位”是一样的。是外,马建忠无论在表述上还是在语法实践上都没有将介词等同于西语的“格”,而何容在对待“次”与“位”的态度上前后矛盾。     

杜诗为何不提颜真卿

杜甫(712-770年)与颜真卿(709-785年)为同时代的人,年龄相仿,也有同处长安的经历,但现存典籍中却不见有关他们交往的记载.杜诗号称“诗史”,却无片言只语言及颜真卿,其缘故一直是学界的一个疑点.杜甫在疏救房琯之前,与颜真卿是否有过接触,由于史料的缺乏,目前难以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颜真卿对房琯集团的弹劾,参与了颠覆房琯集团的政治斗争,间接导致了杜甫政治生命的结束,这就难免使杜、颜二人之间产生一种微妙的政治冲突和情感隔阂.而杜甫与房琯为忘形之交,他终生都对房琯保持着很深的感情.既如此,杜诗只字不提颜真卿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论翻译》中鲁迅对于严复的评价考辩——兼与王秉钦先生商榷

鲁迅前期的翻译思想与严复多有相似,如翻译的启蒙与救亡目的、译法上的归化倾向、对读者的政治性误读以及译文语体的文言特质等。步入后期,鲁迅关于汉语文法、语义乃至文学的观念急剧转变,并几乎颠覆了其包括待译文本选择、翻译绩效、策略与语体以及翻译目的在内的全部翻译思想。鲁迅对于严复的评价前后虽较暧昧,但时间考证及鲁迅晚年的回忆表明,《论翻译》中的那番评述与其说是对于严复的“大加赞赏”,倒不如说是冷嘲热讽。     

从翻译伦理视角看严复的“非正法”翻译

严复是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翻译的西方社科名著影响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严复在翻译领域颇有建树,然而其翻译方法却受到非议。从翻译伦理的视角研究严复的"非正法"翻译,有助于对其作出客观、辩证的评价。     

叙事学视角下的英汉引语翻译研究

作为叙事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引语包括两个部分:引述语和引用内容。这两个部分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先后顺序有差别,翻译时需要进行调整;两个部分的关系在四种引语中有所不同,翻译时有必要进行适当的转换,使得引语所属明确,有助于译文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以段落为翻译单位的翻译理论要求对两种语言在叙述语和引用内容的分段与合段上进行转化。     

近十年来严复思想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严复思想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比较多的成果,主要涉及到严复哲学思想、自由主义思想、近代化思想以及严复晚年思想等几个方面.     

严复群己权界论解析

严复的《群己权界论》无论是从译名还是从内容看,都忠实地传达了密尔的原意。所谓自由,就是"群己权界",就是政界自由,它与伦理学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相区别。政界自由是从反对政府干涉的消极意义上讲的,按照伯林的区分,属于消极自由。严复在讨论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的关系时,无所谓孰轻孰重。严复的表达与其说是己轻群重,不如说是群先己后。所谓轻重是在价值优先序列上作出判断,所谓先后是在时间优先序列上进行陈述。他在虑及民族危机时提出的"群先己后",其根基依然是密尔的"群己一体"。在严复的思想里,小己自由始终是国群自由的前提和基础,其自由观念是个人本位的。     

简论严复的“达旨”式翻译法——以分析《天演论》的翻译风貌为中心

信、达、雅是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但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却没有遵循这个原则,而是应用“达旨”式翻译手法。文章从时代背景探究其翻译风格改变的历史根源,解释“达旨”式译法的涵义和严译《天演论》获得成功的缘由。     

最早引进“科学”一词的中国人辨析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人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看法,分别是梁启超、康有为、严复。但所据史料皆存在问题,未可据为定论。据现存可靠史料,王国维应是引进“科学”一词的第一个中国人。     

严复佚文十五篇考释

本文对 1917年发表在北京《公言报》上的一组署名“地雷”的论文进行了考释 ,确认“地雷”就是严复的笔名 ,署名“地雷”的这组论文就是严复在晚年通信中所提到、但却一直未被研究者发现的文字。这组佚文的发现具有重要价值 ,它们不仅说明严复晚年并未脱离政治 ,仍在时刻关心着政局的发展并努力将自己的思考公开发表出来以影响当局和社会 ,而且从更深的层次上反映出近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的变化及外交思想的成熟。     

章太炎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与吸收

章太炎借助日译西学,以“旁征博引”的方式对德国哲学进行了批判与吸收。他分别以“无神论”、“自我”自由和“俱分进化论”对“神”(上帝)、“强权”和两种进化路线加以批判,却对康德的“物自体”、叔本华等人的个体意志自由和哈特曼的善恶论等概念、范畴有所吸收。而且,当时他的俱分进化论与严复等人的观点并非针锋相对,却多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