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教育中社会心态的调节与生成

在民族团结教育过程中,社会心态通过调节＂自我的心理状态＂与＂其他人的心理状态＂的关系,调节＂主我＂与＂客我＂的关系,调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调节心态各个成分的关系,生成自我与他人结合的心态,＂主我＂与＂客我＂结合的心态,仪式与非仪式结合的心态,知情意相统一的心态,发挥了四大重要作用,形成了自我对民族团结教育的正确反应与正确态度,最大化地增强了民族团结教育的效果。     

北朝后期六镇鲜卑群体心态的演变

人类的许多社会性行为和重大历史现象，无不以其心态为背景。研读北朝史，有感于北魏末年六镇起义及乘此潮流而起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实为北朝后期民族融合进程中之一大关键，而在这一关键中，六镇鲜卑的群体心态，似应特别注意，故而本文从北朝后期六镇鲜卑群体心态演变的分析入手，揭示北朝后期民族融合的诸多动因中社会意识即心态方面的作用。一、孝文迁都后六镇鲜卑的群体心态所谓群体心态，就是该群体在某种程度上特有的共同心理状态，它是由共同的存在条件引起的一种对该群体来说是典型的心态。六镇鲜卑群体心态的形成始于六镇之设。…     

仪式的群体表达 ——以美姑县彝族农民达者某某家的尼木措毕仪式为例

[提要]关于彝族尼木措毕的研究论文较多，但从仪式的群体表达的角度讨论凉山彝族尼木措毕仪式，是一个崭新的视角。尼木措毕仪式是凉山彝族几乎每个家庭都要完成的一场大型的宗教仪式，仪式的动力基于完成历史责任或期望通过本仪式获得预期效应等原因。仪式本身耗资巨大，仪式过程繁琐，需要群体的参与。整个仪式由不同群体在仪式过程中相互协作来完成，尼木措毕仪式的群体表达增强了族群认同及凝聚力。     

磕头的平等:生活层面的祖师爷信仰 ———兼论作为主观感受的民俗学

目前，关于传统社会祖师爷信仰各种形式的记述不少，但大多都失之于简略。半个世纪前，刘佳崇璋的成果给我们提供了祖师爷调查及描述应该有的意识、方法与策略。新中国成立以前，众多说唱行当的祖师爷周庄王的信仰说明：除了群体性的敬拜之外，以磕头为基本动作的身体实践的祖师爷信仰还弥散于拜师、婚姻、表演、盘道、师徒关系等一个群体的日常生活体系之中。换言之，祖师爷信仰不仅是外显的仪式，它还是内化的，是整体社会、特殊群体及其个体的思维符号，是群体之间交流时用来表述自我及世界的方式；祖师爷不但是一个群体的“心态”或者说“心性”，它还隐喻了平等的观念、渴求以及相关的行为。由此观之，作为“主观感受的民俗学”也就成为可能。     

仪式叙事中粤西年例的变迁与当代意义——以广东省茂名市为例

年例习俗是粤西文化的重要符号.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对年例仪式的变迁及其当代意义进行阐释.当代年例仪式的传承、变迁体现了岭南文化共性和粤西文化个性的融合,且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特征紧密相关.民众在年例信仰仪式中"情"远大于"怵",表现出从容自信的心态及"行善"的利他精神.年例筵席的兴盛是年例仪式的拓展与延伸,标志着年例的功能由注重宗族的纵向联系(与祖先的联系)转变为纵向联系与横向联系(现实社交圈的联系)并重.年例中狂欢精神的凸显使社会、群体、个人在剧烈变迁中处于和谐的平衡状态.年例仪式的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与传统民俗传承可互动共生.     

论文化心态

文化心态是人在过去经验基础上产生，并对主体在处理与之发生文化联系的情景和客体的行为上起着控制性影响的准备性心理状态。文化心态的形成不仅有人的生理、心理结构作基础，更重要的；还有这种主观心理结构和能力相对应的外界文化信息。文化心态具有自控制性（自调节性），评判性、指向性的特征。文化心态分为个人文化心态和社会（阶层、群体）文化心态，文化心态形成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变革时代，人的文化心态均处在调整和重构之中。     

仪式和庆典中的族群身份表达——以保安族为例

仪式既是民间社会建构和维持各种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建构和维系社会团结和共同体凝聚力的手段。族群性的实现,也同样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仪式。正是通过一系列仪式,人们表达和维持社会认同,不仅使群体联系得以世代相传,而且也使个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得以随着具体的社会环境而调整。从保安族在民间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各种仪式里的民族表达中,可以透视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某种社会心理处境。     

从庄氏《明史》案看明末清初士人心态与官场世风

发生在康熙初年的庄氏《明史》案，反映出明末清初士人在浓厚的民族意识、朝代观念及儒家传统影响下，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凸显出复杂的双重修史留名心态及列名参校之风。在唯利是图的官场世风影响下，小人利欲熏心的告发促成惨案，朝廷对告发之人和士人的赏罚更对官场世风起了极为负面的效应。从更深远层面来看，史案强烈冲击了士人群体著书立说的心态，破坏了有清一代的学术风气和士人学者的思想自由。这对中华民族士人的群体心态和中国史学的发展有着长久且深远的影响。     

简论使辽对北宋使臣政治性格的影响

北宋使辽官员群体的外交活动,不但对宋辽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且对这一群体自身的政治性格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出使过程中的体能和意志磨炼,交涉过程中的心理应变磨炼以及处理宋朝复杂官场关系的心态考验等,对使臣们政治性格的塑造,均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和谐社会建设中低收入群体社会心态的引导与调适

良好的社会心态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种内在要求，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心理资源。在社会转型时期，由收入差距扩大引起的不公平感和社会生活中的焦虑感，使低收入群体遭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双层困扰，并产生政治上的冷漠心态和信仰上的迷茫，为此，需要在社会意识领域做好教育疏导工作，更要在社会存在领域做好良好社会心态的强本固基工作。     

“接姑娘客”与身份的转换——对特纳“仪式过程”理论的反思

通过对湖北农村“接姑娘客”仪式的描述和分析，反思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仪式过程理论。笔者认为特纳的观点偏重人们在仪式过程中地位的变化，较少关注其中身份角色的转换。笔者在湖北农村观察到的“接姑娘客”仪式中，仪式的主体——出嫁的姑娘经历了身份和角色的转换：从媳妇到姑娘，从主人到客人。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角色并不是固定的，所以仪式过程中的交融状态的获得不一定以反结构的形式出现，而可能是将日常结构的某些方面放大或强调，以区别于日常生活，达到净化结构的目的。     

论过山瑶的挂灯仪式——来自广西河口的人类学调查

挂灯仪式是广西河口地区最具过山瑶特色的仪式活动。挂灯仪式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家庭或家族这类共同体层面上,对于个人而言,挂灯可为民间信仰的入教仪式。可以说,挂灯仪式强化了过山瑶对地方社会和族群共同体的结构认知。     

中国妇女的口头文化与仪式文化——南汇的哭嫁

在中国的礼仪文化中,妇女只有在男人举行祭祖仪式时,才会作为最微不足道的角色参与.妇女一生中只有两个场合可以在公共场所进行仪式上的自我表现,即由妇女表演给她们的家庭成员及当地居民看的哭嫁与哭丧,因此非常重要.在整套仪式不同阶段中,分析了四个主要的歌唱部分.     

从祭祀对象看布依人文化哲学的“合金”性

祭祀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合理的祭祀对象可以对社会成员有着教化与引导的功能,黔西南布依族的文化与哲学在长期发展中已经融合了儒家的很多元素,从祭祀的对象的选择与确立可知,布依族的文化哲学呈现着很强的"合金"性特征。     

论族阈共同体中的个人及其生活

个人是族阈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在传统的家元共同体中,并不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家元共同体成员没有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不是作为个人而拥有自己的生活。在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族阈共同体对家元共同体的替代造就了个人,使个人拥有了自己的生活和以个人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并在社会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族阈共同体造就了个人,却又使个人无法拥有一种完整的属于自己的生活。在族阈共同体的功能分化中,出现了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人的生活也被分成公共生活、私人生活和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人并不具有抽象的属性,不是作为个人而存在;在私人生活中,人作为市民而与他人交往,追逐和实现着自我的利益;在公共生活中,人则是作为公民而出现的,直接或间接地从事着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情。总之,族阈共同体中的个人及其生活呈现出了碎片化的特征,只有当人类实现了对族阈共同体的超越,即建构起一种合作共同体,才会使人拥有作为个人的完整的生活,从而成为真正独立的、完整的和自由自觉的个人。     

城市社区民主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当前社区自治中存在着诸如居委会行政色彩浓厚、社区自治功能缺失、社区新生自治组织发展阻力重重、居民民主参与意识淡薄、参与能力不足、社区自治的制度环境和硬件设施尚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应该发挥党政机关主导作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消除社区自治障碍,明确居委会职能定位,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社区自治组织,培育社区中介组织,搭建信息沟通平台,加强职业化、高素质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甘肃兰州红村民间信仰仪式初探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兰州市一汉族村落的田野调查,以该村的丧葬仪式和祭祖仪式出发,试图分析该传统汉族社区的民间信仰体系,以及当地汉族居民在这种信仰体系中的宗教体验和宗教心理。通过对仪式过程进行深描,解析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对当地社区的整体影响和功能。     

维吾尔族麦西莱甫的人类学阐释——对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理论的运用及反思

维吾尔族的麦西莱甫是一种富有娱乐性的传统仪式,利用维克多·特纳的仪式理论对其仪式过程和类型予以阐释,揭示麦西莱甫阈限阶段所具有的强化群体团结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对维克多.特纳的仪式理论予以反思。     

乡村文化传统的实践与乡村文化振兴——以清潭街“舞草把龙”为例

“舞草把龙”是清潭街重阳节期间流行且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的特定仪式,将其置于人类学视野下,追溯并描述其缘起与流变,挖掘其在特定情境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对维系乡村社会生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清潭街“舞草把龙”仪式的社会实践,即“舞草把龙”仪式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被列入“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等种种事项,不难发现“舞草把龙”仪式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研究认为,这主要归因于“舞草把龙”仪式本身具有社会互动功能、情感联结功能、教育传承功能、社会控制功能。但仪式空间式微、仪式主体缺失等潜伏性危机不容忽视,亟待破解。而时下积极倡导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合理开发与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契机。     

儒家"中和"哲学与社会和谐理念

儒家文化崇尚中道,主张“和而不同”。“中和”精神是儒家推崇的人生境界,集诚信与仁爱为一体。它表现在人的行为中,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中庸之道,表现在社会存在中,是礼治仁政的“群居和一”之道。礼制文化是一种等级和谐,带有历史的局限性。而中和精神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和谐理想,是建设现代和谐社会的有益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