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诗的感遇与兴寄——基于儒家“相感”说的再讨论

儒家的伦理教化并不以规则或律令的“强制”与“命令”为主导，而倾向于在道德的示例中为他人确立可以取效的行为典范，在事态中生发道德感动，并由之产生自然而然的道德教化的效果。教化的要点，不在于给出一种生命理想完满的状态，而是在于对他人、它物的关切中，彰显生命的道德责任，并由之提示生命向善对于生命本身的成就。陈子昂在中古诗学中的意义，自儒家传统诗教视角而言，乃是在晋宋以来诗歌新风习的强势之下，重新倡导一种以道德教化为根本追求的诗歌创作。故而，在特定的意义上，陈子昂的复古自然会更着力于道德教化的效应，并因之影响书写形式的选择。     

《毛诗》大小序教化思想探微

通过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归纳，认为诗大序是以对《关雎》的解说为例，阐明其美刺教化的核心思想。而其教化思想又贯穿于小序中，并得到进一步深化。小序以风雅“正变”体现美刺，注重德行、伦理、礼仪教化，具体阐释了诗大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双向互动的诗教理论。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原则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伦理原则不但是实行有效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还是重要的价值导向。综合起来看，主要的伦理原则有以下一些方面：“德”“得”相通与义利统一；整体至上与集体主义；公平合理与重视效率；精神提升与人伦教化等。     

论湖湘学派的“修身”思想

湖湘学派继承了先秦儒学重视道德修养、伦理教化的传统，认为只有通过“修身”、“养性”的途径，方能达到成道求仁、治国安邦的功利目的。一儒家的治国之道，是将伦理与政治，伦理、政治与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倡导、实行的，突出地表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递进关系的提出，即要想“治国、平天下”，首先就要从“修身、齐家”做起；而要“齐家”，其首要又在“修身”。因为“修身”与“治国”紧密相联，或者说“修身”就是为了“治国”，所以湖湘学派在“修身”过程中，特别强调培养学子“忠君报国”、“济世救民”的爱国思想；“…     

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特色及其启示

我国古代的道德教育是在儒家理论指导下，建立在实践原则基础上的道德过程教育，它强调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强调建立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观、价值观，注意建立大道德教育体系。这对于今天我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一、理念上的主客观统一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理念既强调客观存在的伦理，同时也强调主观自为的“道德”。古代思想家将伦理看成宇宙和社会所固有的一种客观力量，儒家所强调的“三纲”“五常”就是一种“本来如此”的伦理存在，不可跨越。成中英先生认为，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合乎道理，合乎人性…     

现代道德教化的民间之维

现代道德教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由于民间伦理资源的匮乏,民间社会在接受国家伦理教化方面出现了机能障碍,导致基于引导的国家道德教化丧失了植根的基础。在此背景下,如何处理国家伦理与民间伦理的复杂关系就构成了现代道德教化实施的先决条件,道德教化的一切有效策略都要基于对这一关系的充分把握。     

关注民间伦理：传统伦理文化研究的新思路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植根于民众生活土壤,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民间伦理文化的内容,是把握整个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真实面貌的必要条件。     

乡土世界的被动叙事境遇--传统史学弊端及中国现代新史学转向

中国传统史学社会功能大抵涵摄了政治上的取鉴资治和社会伦理的道德教化，具有一定政治伦理中心价值取向；庞大而悠久的中国农村乡土世界是在场的中国历史主体，在传统史学中心叙事中经常处于“非在”的被动叙事状态；中国现代史学建构必须关注普通平民命运，实现“中心”到“延异”，变乡土世界被动叙事为主动叙事。     

略论儒家伦理的话语表达之特征

儒家伦理话语所表达的主要内容为伦理体验；其表达方式主要有语录、注经以及评述历史和时事等，表现出某种“解释学”的特征；其话语蕴涵着一种根植于“意象”思维的伦理思考方式，其取向是注重直观和综合把握，力求引导和激发主体自身的体悟。儒家伦理的这种理论形态与当代伦理学的理论表达方式是相容的，具有有效应答当代伦理问题的潜力。这对于思考“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呼唤中国艺术伦理精神的理性回归

中国远古艺术与伦理素有深刻渊源,“成教化、助人伦”一度为中国封建艺术的重心。但随着中国艺术独立精神的觉醒和非理性发展,中国艺术的伦理精神日渐消失。但当代“艺术独立”并不意味着“道德虚无”,欲建立艺术与社会发展的健康关系,有必要倡导艺术伦理精神的理性回归。     

论爱因斯坦的两种性质不同的道德和伦理

我国学术界在对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中，把爱因斯坦塑造成为一个可疑的“圣人”形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对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的片面理解。爱因斯坦的人生经历、科学追求和哲学思想，是他的道德和伦理观念的思想背景。在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中，除了他所主张的那种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外，还有一个他所没有意识到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爱因斯坦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与他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道德和伦理。爱因斯坦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因而他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是对他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的合理补充。     

重回道德主体：福柯与儒家现代价值

“道德主体”是讨论儒家现代价值的基础。福柯认为，以“笛卡尔时刻”为标志，真理与主体的关系断裂了，现代自我既受到规训权力的制约和生产，又发展出自我关怀的技术试图逃离权力，这指向了“重回道德性”的命题。对该命题，儒家可做出有效的回应：儒家教化体系生产出君子，他们由“天道”获得道德义务和伦理勇气，运用“仁”“义”等自我技术，将自我真理的获得与伦理自我的转化结合起来，成为反抗权力的道德主体。     

儒家教化观本义及其与当代公共管理的共鸣

儒家的治世之道是综合了礼、乐、刑、政的全方位“教化”观念。本文通过爬梳典籍，首先阐明“教化”之原本意义，以及它不同于“奴化”和“说教”的旨趣所在；其次分析“教化”之两端——“政”与“教”之间的关系，以具体理解儒家教化的施行方式；最后援引“公共管理”这一主张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充分合作的治理方案来彰明教化之思路，并借助“文化政策”的视角来理解教化对礼乐的运用。     

陆贾和贾谊的礼乐教化思想

“礼乐教化”是贯穿于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现象。作为维护传统的宗法等级专制政体的思想统治工具,它起源于先秦儒学以仁义道德和宗法伦理为基本内容的政治理论,随秦汉统一的专制君主大帝国的建立而昌盛,经过历代思想家充实发展,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领域内,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秦汉时代是中国的“大一统”政治的滥觞期,在这个阶段奠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乐教化”也不例外。陆贾和贾谊作为汉初有代表性的政治理论家,在当时的礼乐教化理论的发展     

论十七年合作化小说比喻修辞的伦理意味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修辞最常用的是比喻，这是因为比喻的形象性与作者宣传教化的目的有密切的关系，能很好地说服民众接受公有制的思想，改变顽固保守的宗法伦理观念。这样，就使比喻修辞紧紧围绕在“合作化”之道而具有明显的伦理意味。具体表现在明喻修辞的喻旨通俗性、隐喻修辞的意蕴单一性、比喻意象的伦理蕴涵性等三个方面。     

明代教育监察制度述略

明代教育监察制度述略高春平明初，朱元璋确立了“重教兴学”方针，一再申明：“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①并告诫子孙牢记致治在于得人，人才源于学校的道理。为此，他实施一系列监督措施，以便整饬士风吏治，维护明王朝的专制统治。尽管这一愿望和后来的实际...     

中西悲剧价值之比较

中西悲剧价值存在很大差异,西方悲剧价值在于由恐惧与怜悯而引起的净化心灵的崇高审美,中国的悲剧价值则在于由于合乎情理、伦理而得到的道德感化——一种高台教化的“善”的审美。两者的差异是由不同的文化渊源、艺术观念造成的。     

儒家重本抑末思想的发展及其负面影响

<正>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学说囿于“正德厚生”的原则,始终把社会的道德教化和人生的德行操守视为政治的最高目标,由此决定了儒家对经济生活的基本态度。所谓“谋道不谋食”、“存天理、灭人欲”等儒家说教,即反映了一种对经济生活的伦理价值取向。先秦时期,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历史分析

分析中国古代立法的指导思想,应置之于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儒家治国方略的历史维度中进行。德礼教化作为一种伦理功能,其实效性必须依赖于法律保障,否则只能是虚有其表的抽象观念。唐律以刑罚为后盾不遗余力地推行伦理教化、加强礼教的合法性与强制性,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伦理教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