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美德

科学的特殊之处,就在于科学实践的美德态度.如果没有一种态度,我们所拥有的科学内容、知识、理论及其方法,就没有意义,甚至不可能出现.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不仅在于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把握了对科学思想理论的分析能力、实验技能,更在于他们还具备了特定的科学美德.这种美德源于严格的科学训练和健康的科学文化.只有通过科学共同体长期的教育或规训,这种美德才能内化为科学家活动的一种文化习性.     

家国情怀视域下的三线精神探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三线建设已成为历史,然而三线精神并未因为时间的打磨而有所淡化,三线精神的家国情怀反而变得更加深刻。本文对家国情怀视阈下的三线精神进行了探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对三线精神研究更深入地展开提供参考。     

“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网络民族志基于研究者身份的伦理关系

民族志一度是研究者专业生产他者知识的手段与途径,但在反思传统与顺应新潮流——互联网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直以来研究者自己也是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互联网兴起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网络时代的到来促使研究者的身份发生了显著转变:由自己是主体,被研究者是他者,转变为双方是平等的交互主体;由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主体;由主动的实践者转变为静默的潜伏者等.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身份的变化,为新的研究伦理关系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既是学术研究的手段,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百年来党内政治生态大致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良好开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逐步修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净化等发展阶段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发扬民主与依规治党是实现"六有"党内政治生态目标的关键;始终做到"两个维护"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坚持系统思维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准则和重要方法;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反腐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环节;抓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发展阶段,党内政治生态呈现出从"明显好转"到"根本好转"的发展趋势.     

基于负责任创新的工程伦理探析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开展负责任的创新实践、培养负责任的创新主体.负责任创新理念强调技术创新过程中多方行动者共担责任,共同实现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引发了工程伦理中底线责任的提升、激励性维度的突显以及责任主体的扩展,对侧重于工程师职业伦理规范、过失-责任追究的工程伦理实践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负责任创新的视角,中国工程伦理实践教育可着力于3个方面的发展——培养多元伦理行动者、提升前置性伦理敏感度、增强参与性伦理行动力,以回应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需求.     

人工智能时代企业管理变革的逻辑与分析框架

人工智能作为社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产物,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对世界经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人工智能的商业应用会改变企业内部运作和生产经营的过程,为企业管理带来了诸多挑战和变革机遇。本文结合人工智能的特征与发展趋势,从管理对象、管理属性、管理决策和管理伦理四个方面对人工智能时代企业管理变革的逻辑进行了梳理,得出如下推论:第一,人工智能时代,被管理者将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员工",以"社会人"为中心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手段的适用性降低,如何管理"人工智能员工"以及协调人类员工与智能机器人的关系将对管理者提出挑战;第二,人工智能时代,管理属性不仅包括管理理论的科学性、管理实践的艺术性,还包括管理过程的技术性;第三,人工智能时代,将出现一批优秀的技术管理者,此时,技术管理者指的不是管理技术的人,而是掌握智能技术的管理者;第四,人工智能时代,管理者的决策环境得到优化,管理活动中的决策准则将由"满意决策"过渡为"最优决策";第五,人工智能时代,管理手段的智能化发展可能会加剧管理效率和管理伦理的冲突,管理者必须提升管理道德,经营过程中强化社会责任的履行;第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政府、社会团体和行业协会有必要从政策、法律与行业标准等多个方面构建人工智能发展伦理的多层次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