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亚里士多德"缺失"概念探析

"缺失"话题渊源悠久.亚里士多德第一次阐释了"缺失"概念.所谓"缺失"就是当某物本性自然应有的某种属性,它却没有,就是"缺失".其基本表征为"质料-缺失-形式"三本原要素构成图式,以及从"潜在者-现实者"的存在流变图式.主要特征有:"缺失"作为"非存在"的否定性存在,构成事物变化发展的基本原动力,它既是一种"居间性"对立关系存在,也是一种"不定性"流变状态."缺失"概念的提出,破解了事物的存在与生灭的不可调和之矛盾,达到了对事物之"不存在的存在"的认识高度;彰显了亚里士多德实体哲学体系构造的独特生命张力;对于其后不同哲学语境中"缺失"话题的延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性地位和意义.     

基于TOPSIS熵权法的城市韧性评价及韧性建设路径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城市需要足够的韧性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统筹规划城市韧性建设对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TOPSIS熵权法模型测度2011-2018年期间安徽省各地级市韧性评价值,构建韧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安徽各城市韧性演化情况.安徽16个地级市的平均韧性水平随时间呈上升趋势,暂不存在区域间城市韧性发展不平衡问题.结合韧性城市建设的总体思路和要求,安徽各城市应不断优化城市的空间结构,增强城市在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韧性水平.     

以“空间中的身体”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和视觉叙事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塑造了大量隐喻性的“农民老父亲”形象，以此阐释农村社会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和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老父亲”群像脱离了智慧老人的文化原型，从革命和建设的先锋英雄转化为有待启蒙的群氓，并通过强化图像叙事、减弱语言叙事的方式，使图像的隐喻性更为突出。“空间中的身体”是该影像的核心，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各类对比关系，其内涵可以向性别、阶层、个体/集体、公共/私人多个面向展开。苦味肖像、“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和“人际空间中的身体”三类图像是分析的切入点。肖像镜头背离了中国电影传统，呈现出大面积阴影、沉默和隐匿表情的共同特点。“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图像突出身体和劳作空间的关系，强调身体性（暗示劳作），忽视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人际空间中的身体”图像将视觉传统中“父—子”间隐喻性的上下空间关系反转呈现，将父亲们描述为既处于对立立场又缺乏话语权的旁观者，需要被“子一代”启蒙。“空间中的身体”作为符号帮助建立“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将相关的文化、经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觉化，参与启蒙叙事，同时，也将“父亲们”塑造成他者化的“沉默的异化的劳动机器”，参与了对城乡界限的意指实践，使之成为银幕上的文化地理学案例。     

基于EVA的中央企业业绩考核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

中央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坚强基石,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提升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的投资效率,对于夯实国有经济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经济增加业绩考核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经济增加值与非效率投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次,尽管EVA可以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但从整体上看,EVA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EVA的积极效应存在适用空间,合理的EVA能够最大化降低非效率投资.由此可见,引导中央企业实行经济增加值业绩考核,保证企业理性投资,对于当前的国企改革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     

网络平台对用户生成数据的权益性质

用户提供并存储在网络平台上的数据系网络平台经营者的营业财产的一部分,网络平台经营者对其享有营业权.营业权的保护方式更类似于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而非绝对权,在认定第三人获取网络平台的数据是否构成侵权时,需要法院基于个案对相关权利和利益进行权衡.网络平台经营者对于平台上的数据进行保护时可以采取技术控制和协议控制两种方式,但都不应逾越合理的限度.当网络平台经营者的数据权益遭到第三人损害时,如果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商业竞争关系,应当优先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救济;当两者之间不存在商业竞争关系,或者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足以救济受害者时,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给予受害者以救济.     

《民法典》背景下动态质押权利竞合论

动态质押与动(静)态质押竞合时应区分“先现实交付、后指示交付”“先后均为指示交付”“动态质押与静态质押”以及“动态质权人转质”四种情形来确定相应的顺位规则。动态质押与浮动抵押竞合时应按照公示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但浮动抵押是由质权人设定且善意第三人已办理抵押登记时，浮动抵押权优先于动态质权受偿。买卖价金担保权与动态质押竞合时应依据公示先后确定顺序，前者不具有对抗后者的绝对效力。为避免当事人倒签仓单日期恶意损害动态质权人利益，动态质押和仓单质押应走向融合，均以实际交付货物作为生效要件，由此决定优先顺序。     

基于最新统计分类标准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由于缺乏权威的产业统计分类标准,学者们一直面临"数字经济研究缺乏数字依据"的尴尬境地。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并实施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的分类标准,对各省份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重新整理,利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度了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时空特征。研究发现,2009—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迅猛,各项子产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比较而言,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速度略低于其他三个子产业;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东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南方优于北方,而且区域不平衡有持续扩大趋势。     

工业劳动力流动、资本创造与经济地理空间均衡

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忽视了要素流动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而发展的新的资本创造模型则认为资本集聚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工业劳动力的流动过程。另外，是资本的实际收益而不是名义收益决定资本是否创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贸易自由度、工业品支出份额及资本贴现率的变大，替代弹性及资本折旧率的变小，将降低对称结构的稳定性，而提高中心-外围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地理空间的产业均衡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企业生产工业品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足够显著，或者工业品支出份额很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将彻底消失，并转化成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突破点与持续点的大小比较可以形成不同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本文发展的资本创造模型可以体现出多样化的产业空间动态演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