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变文到河西宝卷——河西宝卷的渊源与发展

河西宝卷是流传于甘肃河西走廊的一种民间口头说唱文学,也是念卷的底本.河西宝卷继承了敦煌变文内容以及散韵相间、有说有唱的说唱传统,又袭取了佛教忏法、科仪的宣讲仪式和唱词结构,在传承中变异,在变异中发展.从敦煌变文到河西宝卷,表演场域从佛教寺院转移到民众家庭,讲唱主体从佛教僧侣更替为普通俗众,宣讲仪式从简单到复杂再回到简单,唱词结构从简单的一段式演变为复杂的四段式又简化为三段式、两段式、一段式.从敦煌变文发展到河西宝卷,充分体现了民间文学的传承性、变异性和创造性.     

宝卷在《金瓶梅》中

宝卷是从唐代的“俗讲”、宋代的“说经”发展而成的一种说唱艺术样式。“俗讲”相对“僧讲”。同属变文,均为寺院里的和尚沿袭佛经的有散文有偈颂即散韵合体,向听众弘扬佛法、宣传佛义所用。宋初禁止在庙宇“讲唱经文”,敷演故事、从事“俗讲”的和尚们,便和讲唱“小说”“讲史”“诸宫调”的职业艺人并驾齐驱,转入瓦肆“说诨经”,“说参请”。迨至明清,佛道盛行,秘密教会兴起。由之变相的宝卷也风靡一时。它的形式与变文无殊,而题材却有由佛道故事向民间传说扩展的趋势,讲唱的场所由市井深入到乡村居室,宣讲宝卷也逐渐从布道劝善演进为民间说唱,宝卷则成了宣卷的脚本,流传于后世。     

从宝卷的特征看其渊源

作为讲唱艺术的宝卷之渊源有"变文"说,有"俗讲"说。分别从宝卷的文体形式、仪式过程以及故事内容等方面来看,宝卷的渊源是多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多源的。     

从宝卷的特征看其渊源

作为讲唱艺术的宝卷之渊源有“变文”说,有“俗讲”说。分别从宝卷的文体形式、仪式过程以及故事内容等方面来看,宝卷的渊源是多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多源的。     

中国宝卷的渊源

:佛教的俗讲是中国宝卷的渊源 ,它是佛教僧众向世俗民众讲经说法的活动 ,其内容为讲解经文 (讲经 )和说唱因缘 (说法 )两大部分。宋代 ,在佛教信徒的法会道场、结社念佛的活动中 ,孕育和产生了宝卷。宝卷继承了佛教俗讲的传统 ,而同南宋时期勾栏瓦子中出现的说唱技艺“谈经”等无关     

善书及其周边——从文类看中国善书史研究

以往学界对中国善书史的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的同时,也受到史料上的单一和视野上的狭隘两方面的限制,亦即存在就善书研究善书的情况。然倘若借鉴文类与互文性等概念和方法,就会发现善书及其周边文类的史料——如类书、宝卷、家训、小说、格言等,因互文而构成多元多重而丰富一体的文本群。显而易见,要重新思考和突破中国善书史研究,立体展现善书在明清时期的生产、流传和阅读状况,甚至将善书研究的文献学命题转化成社会文化史等专门史的命题,借用文类和互文性的概念,多元配合使用多种文类的史料,是必要而且可能的研究路径。     

论“宝卷”的宗教色彩和艺术特征

宝卷”这个名称,现在听起来是有些陌生了。但在我省河西地区,却一直保留着念卷、听卷这个古老的民间习俗。每到农闲,或风沙漫天不能劳动的时日,就会看到人们围坐一起在讲唱宝卷。河西宝卷的前身,就是曾经轰动世界的敦煌“变文”。自从变文在宋初被明令禁止以后,民间就出现了它的嫡系后代——宝卷,它特别盛行于明、清。解放以后,注意到它的人很少。只是简单地把它归为“善书”,成为迷信品,没人敢动用。但在人民的心里并没有忘记它,他们悄悄地“念”、“听”,从中吸取有用的艺术营养,陶冶正直、善良的乡风民俗,批判身边的坏人坏事,颂扬心目中的人和“神”。可见,“宝卷”和劳动人民不单有着久远的历史交往,而且有着深厚的感情交流。     

敦煌讲唱文学与陕北说书

隋唐五代时期,佛教盛帜,通俗化讲经风气的强劲濡染赋予说唱新的思想内容,而且在文本体制和说唱程序方面产生巨大影响,使其由简单的盲艺人行乞辅助发展成为具有宏富深邃的思想蕴含与独特别致的说唱程序的艺术形式。作为一种地域性民间说唱文学,陕北说书在思想内容、文本体制和说唱程序方面均表现出受敦煌讲唱文学影响的痕迹,对于研究传统说唱文学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代圣谕宣讲类善书的刊刻与传播

明清时期,随着官方乡约体系的建立,圣谕宣讲逐渐成为乡约的主要内容。但是圣谕的空洞枯燥,容易使听者生厌而最终流为具文。故明中叶以降,各种注解圣谕或者辅助宣讲的版本不断出现,并自成一体,即圣谕宣讲类善书,成为清代善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般民众教化中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源流·仪式·功能:民俗学视野下的"凉州贤孝"

“凉州贤孝”是一种起源很早的民间说唱艺术,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与敦煌变文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宋元以后,民间艺人在题材和主题上对古凉州民间说唱艺术进行改编,逐渐形成了以表现“贤”与“孝”为主题的新曲目,同时也保留了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等佛教思想。“凉州贤孝”大多是由盲人用凉州方言演唱,主要用三弦和二胡伴奏,内容包括“家书”、“国书”和一些杂调。“凉州贤孝”具有文化传承、教化、娱乐、宣泄、沟通等多种社会功能。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涂尔干的先验论立场及其在这一立场引导下的思索与他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关切是分不开的     

论韩礼德的元功能思想

元功能思想,也称纯理功能,在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作者就韩礼德元功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功能研究存在不同之处、他为什么采取三分的方法以及他的元功能思想理论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元功能理论是对语言功能的抽象概括;它贯穿整个系统功能语法体系中,其功能分类构成系统功能语法的总体框架,成为功能语言学得以深入的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元功能理论三分方法不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是必须的。它反映了韩礼德的功能与结构的对应理论,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语言观、系统观、层次观以及语域和语境的思想,从而使整个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     

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宾语的对比

对比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四种语言的宾语,人们会发现它们存在很多异同。而这些异同点会为外语教学、翻译及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文学意义的消解与重建

在商品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大潮冲击下 ,文学面临着意义的流失与消解。文学的这种现状是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困境紧密相关的 ,是人类发展特殊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中国当代文学应致力于意义的探寻与重建 ,这表现为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对理想的重新肯定 ,对现实中的物欲的批判性把握 ,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重新认识。     

从原型角度看《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姐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有四个重要方面：人格面具（persona）、阴影（shadow）、阿妮玛（anima）和阿妮姆斯（animus）、自性（self）。从以上四个方面来挖掘和分析《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这一悲剧女性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她的悲剧有着其自身的人格面具、阴影、阿妮玛和阿妮姆斯、自性等心理因素。     

从美语、英语差异看美语固有的活力

主要论述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语法运用、单词拼写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充分体现了当代美语既保持英语传统又从传统中革新的特点。并从这些差异的分析上进一步论述美国英语由于科技文化的发展 ,语言由繁趋简、活泼生动、富有表现力     

On the Principle wit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 the Lead

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ｗｉｔｈ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Ｌｅａｄ￥ＬｕＤｏ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ａｌｓｗｉｔｈｗ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ｗｉｔｈ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ｉｎ...     

格网 秩序 流派

揭示了格网的表现语言和操作图式 ,并结合实例分析了格网设计法在不同流派中的特殊表现。格网设计法以其科学化、秩序性以及丰富的创作空间超脱于众多的流派而经久不衰 ,对中国建筑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论《秋颂》

《秋颂》作为颂诗,表现了与传统颁诗完全不同的特点,它既不是委身于崇高而对崇高所发出的赞叹,也不是委身于神而对神的心灵顿悟,这是一种另类的崇高。一般来说,济慈的颂诗都存在着明显的顿悟时刻,既瞬间的幻觉伴随着瞬间的清醒。但《秋颂》是一个例外,它没有这样的转折。它是一场醒着的梦,是猜想的推演,是成功的移情,而不是一首纯粹的自然诗,一首现世的颂歌。     

教育的艺术原理

教育与艺术有本质的相通之处,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文章从教育的目的、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及教育的技巧三个层次分析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所具有的艺术原理,尤其是对教育者提出了把教育当作一门人生艺术来从事的要求。最后从培养自由独立人格这一角度批判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政治实用主义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