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分析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针对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的治理思路。     

论网络谣言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在信息平民化的现代社会中,敏感性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风险源之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只会妨碍人们对它的正确理解,无法揭示谣言信息传播的社会机制,不利于人们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来规避、化解谣言。基于此,需要首先明确界定网络谣言的内涵与外延,指出其具有遮蔽事实与揭示真相的双重可能。进而分别从谣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角度分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群体动机,认为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是网络谣言传播、繁衍和选择的社会机制。最后,针对治理网络谣言的"寒蝉效应"困境,应该正确处理网络谣言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依法处置危害严重的网络造谣者,切实打通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鸿沟,最终避免群体性、危害性网络谣言事件的发生。     

“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一种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随着媒介革命的纵深发展,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了“微时代”。与之相应的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使得网络成为媒体危机甚至诸多突发事件恶化的媒介,导致社会风险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网络谣言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在义愤心理、信息流瀑、从众效应、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的作用下,本身即形成了一定的自我强化机制。因此,针对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新常态,必须强化网络社会制度规范,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模式,切实提高网络谣言的治理能力,发挥网络积极正面的功能,使之趋利避害。     

基于政治安全视角的网络谣言治理

虚拟社会的繁荣兴盛带来了网络政治的迅猛发展,其独特的吸引力以及虚拟社会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导致谣言开始借助网络渠道进行传播,对国家的政治安全形成了严重冲击,消解了政府的公信力,弱化了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扰乱了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因此,需要从政治层面探究网络谣言的成因,通过加强对新型虚拟社会组织的管理,对政府主体行为进行规制,提升社会公众的网络政治素养,构建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良性互动,健全网络传播行为的法律规范等途径,在多种主体的共同参与下运用多种策略实施综合性治理,才能达到对网络谣言有效治理的最终目的。     

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治理

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成为谣言生成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与载体。网络谣言传播具有匿名性、时效性、多因性、蛊惑性、双重性和重叠性的特点。网络谣言的传播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危及社会稳定、不利经济发展、有损他人利益、削弱核心价值观、降低政府公信力、弱化公民信任感。认清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和负面影响,有利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治理网络谣言应及时公开信息、依法治理造谣传谣行为、加强网民的宣传教育、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     

边疆多民族地区网络政治传播的失序与治理

边疆民族地区网络政治参与制度的供给迟滞于制度的需求,使得网络政治传播游走于失位、越位的政治空间,造成网络政治传播的失效与失序。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中,多元网络社会思潮的涌现、网络政治谣言的频发、虚假新闻信息的泛滥,引发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任赤字,成为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失序的重要影响因素。在阻止极端思想传播,截获并分析网络政治谣言和虚假新闻信息的同时,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还需要主动适应网络政治传播的新形势,积极拥抱新媒体,执行战略性传播,加大对官方门户网站和政务微博的建设,不断拓展微信政务平台,使其成为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新平台。     

试论网络谣言的一般特征及治理机制

从网络本身的开放性、社会结构的转变、社会信息管理方式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衍生问题、网民整体素质较低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网络谣言出现的原因.结合网络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薛满子”等网络“大V”制造谣言的实例,分析了网络谣言的一般特征,表现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破坏性强等.提出了对网络谣言治理的具体建议：要依靠健全的法律体系、不断创新社会信息管理方式、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提高网民素质等方式,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信息传播环境.     

网络商业谣言的成因探析——以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为例

从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可以看出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信息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包括若干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要素间的制约/影响关系又是与特定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商业谣言从生成到传播扩散至一定规模,与社会环境、媒介环境、受众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市场竞争激烈而商业道德缺失的社会环境是网络商业谣言产生的温床。金银花产品自身的鉴定问题增加了事件的模糊性,导致自身易发谣言。受众恐惧心理和科学常识缺乏等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的传播。而媒介既是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渠道,也是治理网络商业谣言的有力工具。     

内涵及法益重塑视角下再论网络谣言的刑法治理

我国《刑法》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主要体现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等专门罪名的适用,这些罪名中“虚假信息”这一法条用语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视角下与网络谣言同义,但网络谣言的内涵有未经证实性说和虚假性说之分,前者有内在缺陷并将引发诸多法治和社会问题而应被摒弃,应采用后者解释“虚假信息”这一法条用语并以此重塑网络谣言的内涵,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采取配套措施予以保障。作为替代措施,公安机关可在谨慎、保守的前提下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未经证实的信息认定为网络谣言而对行为人进行治安处罚。可根据虚假性说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法益重塑为公众对特定公共事件的真相知情权,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法益重塑为公众对恐怖事件的真相知情权和精神安宁权。以此方式可进一步在网络谣言领域实现刑法治理的法治化和合理化。     

网络谣言治理路径探究——基于2007年以来的数据分析

随着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手机第三方应用软件迅猛增长。这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网络谣言就是其中的一方面。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连,网络谣言能够带来经济损失、威胁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甚至严重的会扰乱社会秩序、威胁公共安全。基于此种情况,必须采取相关措施对其进行治理。文章对中国现阶段网络谣言治理的成效与法律法规进行分析,借鉴国外治理经验对中国现阶段网络谣言治理中仍然存在的问题提出治理对策。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